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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指挥官，即便您对少校的死无动于衷，他的死可是让我寝食不安。相对而言，他是无辜的，这种相对无辜，在这个世上，是你我所能期盼的最好东西了。在西贡，我大凡有苦恼忧虑，每周上教堂与敏见面时可向他倾诉。但在美国，我孤身一人，做什么、信什么须独自决断。杀酒仙少校的事，敏如果在身边，我知道他会说什么，可就想听他亲口说一遍。正如以前，有一次我将拍有突击营实施直升机空运袭击计划的胶卷交给他，问道：“这么做恐怕会导致无辜的人丧命，是吧？”“当然会死人。”我俩跪在教堂长条座椅旁。他合着双手，挡住嘴，答道。“但他们不无辜。我们不无辜，我的朋友。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永远不可能无辜。我们知道太多，做了太多。”
教堂闷热潮湿，他的话却让我不寒而栗。周围，媪妪唪诵祷词：“自今至永远，及于万世，阿门。”与一些人的认知正相反，革命思想即使在热带国家，也没有热度，令人感觉冰冷，是人造的。鉴于此，有时革命者需要自然的热度，则没什么大惊小怪了。因此，酒仙少校死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婚礼请柬，兴致自然很高。索菲亚·莫利出于好奇，与我一道出席了婚礼。我得看请柬才知道新婚夫妇姓甚名谁，然后送他们几句祝福。新娘父亲，前南越海军陆战队上校，一位传奇人物，在顺化战役(1)中、在无美军支援情况下，指挥一个营击退了越共一个师的进攻。新郎父亲是美国银行西贡分行副行长，副行长带家人坐美国银行包机逃离西贡，免遭在难民营要受的胯下之辱。他不经意间彰显与众不同的气质风度。最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上唇正中克拉克·盖博式的髭须。将自己想象成风流倜傥花花公子的南越男人喜欢蓄这种髭须。他邀请我参加其公子婚礼，因为在西贡时，我作为将军副官，与他打过几次交道。在他心目中，我究竟什么地位，可由我的座位与婚礼台之间的距离——可是很远的距离——看得出来。我们被安排在靠近卫生间的一张桌子，中间隔了几桌小孩与一个乐队，他们减弱了卫生间飘出的消毒水气味。和我俩同桌的有三个前南越低级军官，两个在美国银行两家支行找到了屈尊工作的前银行中层管理人员，一个看上去像近亲的姻亲，以及他们的太太。日子艰难时，以我的身份，不会得到坐在这里的机会。但时至今日，南越人流亡美国已逾一年，其中一些人日子已有了起色。婚礼举办地是一家中餐馆，位于威斯敏斯特。克拉克·盖博式髭须先生与家人住在这郊外的一幢牧场风格房子里。相比于其西贡别墅，住房差了不少，但相比于当晚几乎所有婚礼宾客的住房，不知高出多少档次。威斯敏斯特是桑尼的地盘。我看见了他。他的座位，比我的，距代表权力中心地位的婚礼台近了许多：“克拉克·盖博”希望桑尼给他作正面报道。
餐厅内，诸声鼎沸、忙碌非凡，华人侍者一身扎紧的红色马甲，疾步穿行于摆放如迷宫似的婚宴台桌间。宽敞的餐厅总飘有缕缕淡淡忧伤。新娘父亲坐的位子空着，相当扎眼。西贡被攻陷的最后一天，他率一个营在西贡西边抵挡越共，最终他和他打剩的兵被俘。婚宴开始，将军致辞，大加赞扬被俘的上校。言语感人，催人泪下，在场的老兵频频举杯。他们遥敬新娘的英雄父亲，虚张声势地慷慨激昂，没有他那种英雄之举，这样多少可掩饰羞窘。矛盾复杂的心理如流沙，如果不想被它窒息，只须装笑喝酒即可。哀哀戚戚的酒仙少校就如是说。他的头，像被砍了下来，此刻成了我们餐桌中央的饰物。于是，我笑，大口喝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嗜娱乐的同胞有各种风俗习惯、发式装扮，莫利女士未曾见过。我边为她细细讲解，边用香槟干邑人头马与苏打水为她调制供奉女神的酒水。乐队伴奏音乐很响，我得喊着说话，莫利女士才听得清。乐队前面的歌手是个矮小精瘦家伙，衣服缀有小块闪光薄片，惹眼的摇滚歌星式的卷发，像路易十四的假发，就差没扑粉，演出鞋金光闪亮；演唱时，把玩麦克风，暧昧地将它圆圆顶部贴近双唇。与我同桌的银行职员、军人，肯定是异性恋，但也绝对爱死了这个歌手。他每每晃着给绸质裤绷得紧得不能再紧的胯部，摆出淫荡挑逗姿势，他们便大声喝彩。接下来，他邀真正的男子汉上台，与他共舞。第一个迅疾响应的竟是将军。将军笑得很开心，和歌手跟着歌曲《黑就是黑》轻快地摇摆，这首歌曾流行于乌烟瘴气醉生梦死的西贡。观众不停喝彩、鼓掌，歌手，梅·韦斯特似的向将军眨眼。将军骨子里喜欢这样，有群男女围拱他、欣赏他、顺从他、不惹他不快。可怜酒仙少校，处死后——不，使其不成危害后——给将军注入了充沛活力，充沛到让他在少校葬礼上贡献了一篇精彩挽词。他盛赞少校，说他温和沉静，自我牺牲，谦逊克己，无怨无悔为国尽忠、为家尽责；少校竟丧命于抢劫横祸，令人痛心；少校人生以悲剧形式过早收场，令人唏嘘。我用柯达相机拍下了葬礼全过程，将照片寄给了巴黎姑妈。葬礼上，桑尼坐在前排悼念者中间，为登报讣告准备素材，不停记录着什么。葬礼后，将军塞给少校遗孀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钱来自克劳德提供的行动经费——俯身看了看在摇篮车里睡着的双胞胎，斯皮尼奇和布罗卡里。至于我，当时只能轻声细语说几句套话，抚慰少校遗孀。黑纱掩不住她如瀑的泪水。“怎么样？”我回到家，邦问我。“你认为会怎么样？”我边诘问，边打开冰箱。冰箱架上永远摆满啤酒。我的良心最受煎熬，其次则是我的肝脏。
婚礼更加剧这种煎熬，因为我目睹新娘新郎如此开心如此清纯。他们婚姻的结局可能是隔阂、不忠、苦难及至离婚，但是，也可能是情笃意深、忠诚不渝、儿女绕膝至于幸福美满呀。我确实没有结婚的欲望，但婚礼会让我想到自己无可奈何被剥夺的东西。每次参加婚礼，假若我开始像烂片中刚出场的硬汉，一边大笑，一边时不时冒出几句玩世不恭的话，那么结束后，我则是一杯冲兑的寡淡鸡尾酒，三分之一开心，三分之一伤感，三分之一悲苦。切婚礼蛋糕仪式后，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领着莫利女士进到舞池。台上，两个女歌手轮流到麦克风前，和我们想必是同性恋的男歌手合唱。我和莫利女士离台不远。正是这刻，我认出了其中一个女歌手，将军的大女儿。南越崩坍时，她还是学生，在湾区(2)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上中学时，以及去美国上学后，她会回别墅度暑假，完全学生模样，现在变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那时，她的名字是“兰”，不是现在的“拉娜”；衣着也极其朴素，是女生常穿的白色奥黛。奥黛将少女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袖口以下、脖领以上肌肤，但凹凸曲线分明毕现。因此，曾几何时，许多西方作家为此生出各种近于鸡奸犯的性幻想，好用穿奥黛少女隐喻越南：既轻挑又内敛，故作羞答让人着迷，既给人以无尽暗示联想，又什么都没曝露而让观者一无所获，是似是而非的刺激诱惑，是以摄魂勾魄的下流方式表现的端庄贤淑。几乎所有男性游记作家，几乎所有男性记者，几乎所有不经意观察过越南生活的男人，见穿风拂动的白色奥黛、骑单车上学回家的女生，均会禁不住描写她们。在每个西方男人眼里，她们像蝴蝶，他们做梦都想捕捉这样的蝴蝶，给自己的标本集子里再钉上一个另样标本。
生活中，兰是个假小子。每天早晨，她的母亲或保姆要逼她就范，像约束衣一样给她穿上奥黛。她的多种反抗并不奏效，最后，采取了做一个学业拔尖的学生的反抗方式，和我一样获得了赴美读书的奖学金。提供奖学金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将军和夫人认为，该大学是共产分子大本营，教授激进、学生革命，个个是引诱单纯无知女生上床的老手。因此，他们决意送她上女子学院。这种学院不存在危险，要说有，最多是女同性恋的勾引。但是，兰没向任何一所这类学校递交申请，抵死要上伯克利。他们不许，她就扬言自杀，将军和夫人当她说说罢了，没有放在心上。没料到，有天，她真吞下一把安眠药，好在她手小，一把也多不到哪去。经抢救、护理，她恢复了健康。将军愿意妥协，夫人却不让步。于是，一天下午，西贡河码头，人头攒动，她跑到那里，投河自尽。两个人跳进河里，将穿白色奥黛浮在水里的她救了上来。最终，夫人不得不顺从她意。一九七二年秋季，兰飞往伯克利攻读艺术史。她的父母倒也满意，认为该专业能熏陶她，让她更多些女性情感，将来也好嫁个人家。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连续两个夏天，她回南越度假。形象全变，像外国女人：长发披肩，发梢烫成卷状；下身牛仔喇叭裤；上衣紧绷，蹦床网似的勒住了丰满乳房；厚鞋底让中等身材的她增高了好几英寸。夫人会叫上兰，在她的会客厅里，据保姆们说，专门给兰讲保持贞洁、培养“三从四德”的重要意义。“三从四德”让人想到一本专门说性然而品位颇高的小说，其名就是《三从四德》。只要提到兰的贞洁岌岌可危，或者，只要提到兰可能失去了贞洁，就像往我想象的炉灶里塞入大量木块，我躲在我的房里，把火越烧越旺，她与她的一个小妹住的房就在廊道另一头。我们到加州后，兰来看过几次将军和夫人。这种场合，将军和夫人没叫我。他们也没叫我参加几个月前兰的毕业暨优秀毕业生颁奖典礼。我听到最多关于兰的话，是将军抱怨这个不孝顺女儿时。毕业后，兰没回到父母身边，选择了独立谋生，改名为拉娜。我设法向将军打听拉娜毕业后情况，这时，将军像换了个人，不愿多说。
此刻，我知道了拉娜的工作，也明白将军为何语塞。台上，拉娜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兰。按乐队设计，另外一个女歌手扮典型天使般的传统越南女性，一袭绿色奥黛，头发又长又直，妆容浓淡相宜，歌是精选女人味十足的民歌，内容或痴情女思念远方当兵情郎，或怀念失落的西贡。拉娜的歌没多愁善感、失落怅然的色彩。她的角色定位为现代性感尤物，而非一步三回头、缱绻缠绵痴女。一条黑色皮质超短裙，让她常使我意乱神迷的私处随时有春光乍泄之虞，连我见了也目瞪口呆。演唱风格狂野刺激，躯干扭动剧烈；扭动中，超短裙上方袒肩裸背露腹的金色绸质吊带衫熠熠闪光。她擅长这种风格歌曲，当年，南越布鲁斯乐队、摇滚乐队也最拿手这种旋律节奏，用它迎合美军和被美国化的年轻人。其实，当晚早时，拉娜唱了一首《骄傲的玛丽》，但听这首歌时，我没认出歌手就是拉娜。此刻，她用粗重沙哑喉音吼着《扭起来喊起来》，将几乎所有在场的四十岁以下的男人招至舞池。我强忍着，不正面看她。南越人喜欢简单而优雅的恰恰舞，也喜欢扭舞。扭舞确如其名，只需扭动身子，无需花样。夫人时不时也扭上一段。她不知道扭舞还与乱七八糟东西联系起来，因此允许孩子们在家里聚在一起跳跳扭舞。但此刻，我瞟了一眼将军那边，他和夫人坐在贵宾桌，就在舞池旁边。俩人像定在座位上，纹丝不动，表情像在吮从他们失去的西贡别墅里那棵浓荫翳日的酸果树上摘下来的酸果。有这种表情，毫不奇怪！瞧瞧拉娜，身体扭得最为疯狂，像操纵一部连着舞池里男人脑袋的隐形棘轮装置。随着她的屁股摇摆晃动，这些男人脑袋也跟着前倾后仰。说实话，我真想加入他们，要不是怕莫利女士生气。莫利女士扭动身子，开心得如同孩子。我脸上配合着漾着笑纹。莫利女士不同于平时，女人味十足。头发烫成大波浪形，一朵百合静卧于发丛中；雪纺连衣裙短到膝盖上方。我不止一次夸过她容貌，看她双膝扭动，不失时机也恭维一番她的舞姿。“很久没这样跳舞了。”音乐停止后，她说道。“我也一样，莫利女士。”我亲亲她脸颊。“叫我索菲亚。”她嗔怪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莫利女士话，“克拉克·盖博”几步上了台，通知在场各位，一位意想不到的嘉宾也来到婚礼现场，一位国会议员。他曾在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服役，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驻扎南越，现在是我们区的议员。在南加州，他颇有声望：美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拥有好几张功夫证书，它们保证了他在奥兰治县说一不二。说说他的几个绰号吧。有“凝固汽油弹内德”，有“一拳毙命鬼内德”，有“炸平一切的核弹内德”。叫他什么绰号，一要看叫者当时的心情，二要看当时那块地方出现了什么非要议员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些绰号绝非恶意，而是表达了对他的感情。政治上，他反赤，态度之坚决像二战后马歇尔计划(3)阵营中的人。因为在南加州，张开双臂迎接南越难民的政客不多，他是少数中的一个。美国的南越难民，无时无刻不让美国人想到越南战败，战败刺痛骄傲的心，所以绝大多数美国人，即便不像有些美国人赤裸裸嫌恶我们，看我们时心情也非常纠结。我们危胁到了美国社会黑白种族分明的神圣性与对称性；这里的种族政治，如东方的阴阳，容不下其他的有色人种，尤其是扒美国人钱包可怜可叹的瘦小黄色人种。还有谣传，说我们这种异类爱吃fido Americanus(4)。养这种家犬，美国人可不吝金钱，“狗均”消费比孟加拉国一个忍饥挨饿的家庭年收入还要高出许多。谣传让我们在美国人眼里成了怪物。（其实，说到吃狗肉，真正恐怖的情形不是美国老百姓能想象得到的。灵犬莱西(5)、任丁丁(6)的兄弟姐妹的确让一些越南人大快朵颐，该名声由来已久。但是，越南人吃狗肉的方式与美国人想象的尼安德特人(7)式不同，不是只用一根棍子、烤一烤、撒上盐。越南厨师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达到了美食家水准。他们有七种补肾壮阳的方法烹制狗肉：抽骨髓，烤，煮，制肠，炖，以及花样不少的炒和蒸——真好吃！）尽管如此，议员却还撰文为我们辩护，欢迎难民到他代表的奥兰治县安家生活。
“啊，你们太棒了。”议员手握麦克风，说道。“克拉克·盖博”站在旁边，天使和尤物立于两侧。议员四十来岁，可以说是律师与政客杂交，展示出律师强势与政客圆滑。若用具象代表这两个特点，就是他的脑袋：光，亮，尖，像自来水笔笔头。话语从他这颗脑袋的嘴里流出来，像精细得无与伦比的印度墨水从笔头里流出来，异常流畅。他的脑袋正好是他与较矮的“克拉克·盖博”之间的高度差。较之于“克拉克·盖博”，议员身量宽大不知多少倍，足以往他身体里塞进两个一般身材体量的越南男人。“你们太棒了，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当自己是美国人，我希望，我的美国同胞也这么看待你们。真心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今晚有幸在此与你们一道，在基督教世界中，在美利坚月光下，在加州土地上，在中国餐馆里，分享两位可爱越南年轻人婚典的快乐。请允许我与你们分享我的经历，女士们，先生们。我曾在贵国度过了两年时光。我与高地人民(8)一起生活，与你们将士并肩作战，体会过你们的忧惧，也曾直面你们的敌人。我当时想，现在也这么想，为了你们事业，亦即你们希望、梦想、渴求过上的更加美好生活，我能做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牺牲自己生命。你们笃信，我亦笃信，你们的希望、梦想与渴求，会在你们家园得以圆满实现。但是，历史给了我们一次挫折，我等凡人不能理解也不能质疑的上帝，为我们好，考验了我们一次。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挫折还是考验，都是暂时的。你们的将士曾英勇决绝地投入战斗，本可以取得胜利。总统也承诺过给予你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但后来，美国国会支持你们的立场动摇了。许许多多美国人赞同总统做出的承诺。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如此。你们知道我指谁。就是那些民主党人、媒体人、反战运动组织者、嬉皮士、大学生和激进分子。美国内部出现了分歧。我们的大学、新闻编辑室和国会充斥了失败主义论调分子、共产主义论调分子以及叛徒。因此，美国力量遭到削弱。你们，说来令人悲哀，让这些人想到的只有他们的怯弱与背叛。我在此要说，你们让我想到的，却是美国做出的庄严承诺！这是对移民到美国的人做出的承诺！这是让你们实现美国梦的承诺！这个承诺，美国人民曾珍惜，在不久将来还会再次珍惜。美国是自由与独立的圣地；美国是爱国者家园，一直以来义不容辞帮助弱小者，无论他在世界哪个地方；美国是英雄辈出之地，帮助朋友，打击敌人，坚韧不拔，始终如一。你们为了民主自由这个共同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美国这片大地欢迎像你们的人民！总有一天，朋友们，美国将再次屹立于世界，这一天的到来，就是因为有像你们的人民的支持。总有一天，朋友们，你们失去的土地将重新回到你们手中！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挡终归前进的追求自由的事业，没有什么能阻挡人民的意志！来吧，和我一起，用你们美丽的语言，坚定有力地说出我们所有人的信念——”
听众们个个激动不已，自始至终，喝彩声鼓掌声不断。假若议员此刻推出一个关在囚笼里的共产分子，估计他们会兴高采烈，要求他用硕大的拳头掏出赤色分子跳动的心脏。议员已让听众兴奋莫名，然而，接下来，竟还能让听众更加亢奋。他举起两只手臂，做出V形。这个V或许代表victory（胜利），或许代表Vietnam（越南），或许代表vote for me（投我一票），或许代表深存于他潜意识里某种东西。他对着麦克风，用最地道的越南语，喊道：“Vietnam Muon Nam！ Vietnam Muon Nam！ Vietnam Muon Nam！(9)”所有坐着的噌地站了起来，所有站着的腰板挺得更直。他们跟着议员，高呼同一口号：“Vietnam Muon Nam！”这时，“克拉克·盖博”向乐队做了个手势，乐队迅即演奏起了南越国歌。女歌手拉娜、议员、“克拉克·盖博”、我以及在场的所有其他听众，激情澎湃，唱起了南越国歌。没有参与大合唱的只有吃苦耐劳的中国侍者：他们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
国歌奏唱结束，不少听众拥到台上，围住议员，说着各种祝福话语。其他听众则跌坐在座位上，既疲软又舒畅，像经历了性高潮。我转过头，看到桑尼手里拿着记事本和钢笔，站在莫利女士旁。“很有意思。”他说道，因为喝了一两杯科涅克白兰地，脸色粉红，“刚才这口号，共产党也用。”莫利女士耸耸肩。“口号嘛，不就是一件挂着的套装。”她说道，“谁穿都行。”“说得好。”桑尼说道，“你这句话，我可以用吗？”我过去向莫利女士介绍了桑尼，向桑尼介绍了莫利女士，接着问桑尼是否要去拍一张议员照片。他狡黠笑笑。“本人的报纸经营得还不错，可以考虑雇一个专职摄影师。至于我嘛，已采访过那位好心议员。我真该穿防弹衣才是。他跟我说话，简直像子弹射向我。”
“白人都这德行。”莫利女士说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一个白种男人哪怕只会说某种亚洲语言的几个词，我们都受宠若惊得不得了？我们对白人的讨好劲，像是恨不得把他当作爱因斯坦来侍奉。”桑尼微笑不语，将她这话也记了下来。“你在美国呆的时间比我们长，莫利女士。”他不无羡慕道，“你注意到没有，亚洲人说英语，得尽力说得地道，不然，有人会拿我们的口音当笑柄？”“在美国呆长呆短不重要。”莫利女士说道，“反正白人总把我们当外国人看。”“看事情还得看另一面，不是吗？”我说道，因为血管里流着白兰地，吐词不大清晰。“要是我们英语说得地道，美国人就会信任我们，更容易把我们当作自己人。”
“你就属于这类人，对吧？”桑尼的眼睛，像贴膜的小车车窗，朦朦的。我以为他变化很大，看来错了。在美国重逢后，我俩又见过几次面。我感觉，如果将他的性格比作音量，他只是调低了音量而已。“那么，你怎么评价我们这位议员？”
“你要引用我的话？”
“是，我要引用，但不会提你名字。”
“能遇到他这样的人，是我们万幸。”我说道。这话一点不假。至少，有两件事证明我的评价恰如其分。
接下来的周末，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议员究竟是什么人。周日上午，阳光灿烂，我驾车送将军与夫人从好莱坞出发前往议员的住地亨廷顿比奇市。议员邀请他们共用午餐。将军座驾是雪佛兰诺瓦，除较新外，乏善可陈。我是他们专用司机，反倒比车更加引人注意，因为将军和夫人竟然还有专门的司机开车，可坐在车后排座位上。我的作用是维持他们过去的荣光，或许，将来也能为他们挣些面子。从好莱坞到亨廷顿比奇市，一个小时车程。一路上，将军与夫人聊的多半与议员有关。后来，我问起拉娜。我说，她真是长大了。从车后视镜里，我看到夫人脸阴了下来，拼命压抑着一肚子火。
“她彻底疯了。”夫人像宣告什么似的说道，“我们一直设法不让她到家外面疯疯癫癫。这下好了，如今，她竟做个卖唱的。”夫人说卖唱时，语气像在说共产分子。“她已经无可救药。有人怂恿她，恭维她，说她有卖唱的才华。她还当真。”“她的确很有才华。”我说道。“别拿这话气我！想让她更得意不成？看看她现在样子，简直像荡妇。我培养她，为的是培养出荡妇吗？哪个体面男人会娶个荡妇？你愿意吗，上尉？”我看着车后视镜，夫人也在看着车后视镜，我俩四目相对。“不愿意，夫人。”我答道，“我不愿娶个荡妇。”我说的是真话。话有两方面意思，其中一方面意思是，我见到台上的拉娜，首先想的还真不是结婚。“你当然不愿意。”夫人生气得提高音量，“生活在美国，最坏的事情就是腐化堕落。过去，在国内，我们还可以把它限制在酒吧里、夜总会里、军事基地里。在这里，我们没法阻止孩子们接触黄色、浅薄、低俗的东西。美国人太喜欢这些东西了，也太宽容了。比如他们说的约会，他们没人动脑子想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我都知道，‘约会’不就是个幌子。什么父母会不但允许而且还鼓励自己十几岁的女儿做爱？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是对子女的道德教育不负责任。哼。”
午餐时，不知怎地，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道德教育责任问题。这让夫人得以在议员和他太太面前重述她的观点。议员太太叫丽塔，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成功后，她成了古巴难民，流亡到美国。陡一看，她很像丽塔·海华斯，不过，比起全盛时期——电影《姬黛》风靡一时——的丽塔·海华斯，老了十到十五岁，重了十到十五磅。“卡斯特罗，”她提起这个名字，语气如将军夫人说到卖唱，“是恶魔。与恶魔在一起的唯一好处，将军、夫人，就是知道什么是邪恶，知道如何分辨邪恶。两位今天光临，我很高兴，因为古巴人民和南越人民是抗击共产主义的兄弟姊妹。”这番话一下子让议员、她与将军、夫人间的纽带变得牢不可断。尤其是夫人，她很是舒爽自在，在管家默默收拾桌上的空餐盘时，终于放开跟议员和他的太太说起拉娜。丽塔听后，立刻表达了同感同情。她与她的议员丈夫都是反共斗士，只是她没抛头露面罢了。在她看来，任何事情决不可孤立看待，每件事情几乎总是一种表征，通过表征可以发现作祟的共产主义病菌，因为病菌，世界才有了贫困、堕落、无神论调以及腐烂的东西。“我绝不允许我家里有摇滚乐。”她攥着夫人的手，安慰夫人因拉娜失去美德而难过的心，说道。“我的孩子们没一个敢在十八岁前约会。只要他们还住在家里，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我们美国人心软就软在这里：不加限制地给人自由，让他们为所欲为，想吸毒就吸毒，性想乱来就乱来，好像这些事情不是病似的。”
“任何体制都有其‘过’的东西，这些‘过’的东西必须在内部予以扼制。”议员说道，“我们听任嬉皮士盗用‘爱’与‘自由’两个词的含义，直到现在才反击他们，反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均须放在家庭。”坐餐桌主位的议员，和在公众前不同，在这样的私人场合，语气温和，语调沉稳，宛如男爵，向坐在西侧的将军和夫人说道，“孩子们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我们必须管，但这是一场很难打的仗，因为他们随时可开电视机、收音机。这就要政府出面。政府定不能听任好莱坞和唱片公司无法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