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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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商店开张仪式开始。将军接待前来道贺的人，热情握手，轻松谈笑，始终保持微笑。鲨鱼生存，须不停游动。政客——将军就是一名政客——好比鲨鱼，也要动个不停。当然，政客动的不是鳍而是两片嘴唇。如果将道贺者比作选民，将军的“选民”有他的旧日同僚，有他的拥趸，有他带过的兵，有他的朋友。清一色中年男人，合计约三十人，相当于一个排。我印象中，到关岛难民营前，他们鲜有不着制服的时候；到了难民营，才穿上便服。离开难民营一年后，在店里再次见面，他们仍一身平民装来。这就证实，他们确实是败北一方。他们的举止太多不得体之处，该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羞惭。他们在店里转悠，脚底发出嘎吱嘎吱声响，穿着极其便宜的懒汉鞋，皱皱巴巴的卡其布衣裤，或商家“买一送一”促销、尺寸非大即小的西装，还有商家搭送的领带、手巾和短袜。其实，这些男人更需要古龙香水，哪怕是小白脸专用的香水，反正只要能盖住身上的气味就行，盖住被历史没心没肺地欺骗后留下的证据。至于我，尽管衔级比他们多数人都低，穿着可比他们的得体。这得归功于海默教授送的一些旧衣裤，只需稍加改动，便再合身不过了，比如我身上这套镶有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和灰色法兰绒长裤。

我如此穿着周旋于这群男人之中。做将军副官时，我与他们都打过交道，认识他们。其中，不少人带过炮兵连、步兵营。如今，他们若还有什么让人畏惧的东西，只有他们还没丢掉的自尊、喷出的口臭，以及，如果有小车，小车钥匙。这些战败军人的各种传闻，我一一报告了巴黎的姑妈，对他们做什么谋生（多数人无所事事）了如指掌。最风生水起的是这个将军，他曾动用麾下精锐抢收肉桂、掌控流通渠道，臭名远扬；如今，这个香料商开一家披萨店。这个前南越军需官，上校衔，患哮喘病，每次与人谈干粮配给会兴奋得不可理喻，如今当门房。这个风流倜傥的少校，过去驾驶炮艇机，如今是一名机械修理工。这个头发花白的上尉，擅长围剿游击队，如今是快餐厨师。这个冷漠中尉与他的连曾遭伏击，只有他活下来，如今是送货工。这样一份名单可以很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只做两件事：等着领救济的日子和浑浑噩噩打发日子。他们窝在美国政府救济难民的房子里，呼吸着污浊空气，人越来越霉，睾丸一天天萎缩。他们无法融入美国社会。难以被美国社会同化这点像扩散性癌症，消耗着他们，此外，他们还患了流亡者易患的疑病症，心情差，身体因此也差，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社会或家庭的小病，被他们诊断为绝症先兆。他们认定，他们脆弱的老婆孩子是西方病毒的携带者。孩子掌握英语比他们快，不用母语而用外语反驳他们。妻子们呢，大多数迫于生计，找到了工作，发生了蜕变，不再是男人们记忆里“好看的莲花”。此刻，我面前的酒仙少校便这么评价她们：“在这个国家，越南男人不必能干敢闯，上尉。越南女人自己可是个个敢干能干得很呢。”

“说的对。”我口上附和，心里却想他以前对越南女人哪会有这种评价。来美国后，酒仙少校和其他南越男人，因为念旧，把过去的事记得过于美好了，和我的记忆大相径庭，现在竟满是怜爱地说起她们。“想过搬家吗，少校？搬得远远的，远离所有让你想起过去的人和事，这样，你和你太太或许可以开始全新生活，重燃浪漫之火哩。”

“好是好，可吃饭怎么办？”他很严肃问道，“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中餐可是最好的。”我伸手替他整了整系得跟他牙齿一样歪斜的领带。“那好吧，少校。你既然这么说，哪天我开车，你带我去你说的好吃的中餐店。”

“好啊！”酒仙少校满脸放光。用法语说，他天生是一个bon vivant，亦即一个讲究吃喝、喜欢交友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除了将军，他没有敌人。我为什么向将军提起他的名字呢？为什么不提一个罪恶重于其肉体的人的名字，而是这个肉体重于其罪恶的人的名字呢？我离开酒仙少校，穿过人群，走向将军，准备听他哪怕是极其别有用心的政治鼓动。将军站在夫人身边。俩人旁边陈列着霞多丽葡萄酒和赤霞珠葡萄酒。一个男子在采访将军与夫人。男子举着盖革计数器似的举着话筒，一会伸到将军面前，一会伸到夫人嘴边。夫人见到我，笑像电压，增高增强起来。持话筒男子转过身来。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衬衣胸前口袋里露出一支四色换用的圆珠笔，笔像扒在口袋边往外偷窥的小人。

过了好一会，我认出他来。是桑朵，昵称桑尼。最近一次见他，还是一九六九年，我在美国学习的最后一年。他和我一样，也获得奖学金，在离我的学院一小时车程位于加州奥兰治县一所大学念书。奥兰治县是约翰·韦恩(1)家乡，也是战争犯理查德·尼克松出生地，那个地方的居民爱国爱到疯狂的地步。我想过，“橙剂”(2)十有八九就产在那里，或者至少这名意在纪念该县。桑尼学新闻专业，他给人印象与众不同，亟欲颠覆，不然的话，在南越可用上其专长。还有，他像肩扛一根棒球棒扛一根考查他人是否表里如一的道德棒，准备随时像打击棒球打击他人不合道德的言行。上大学期间，他很自信，或很傲慢。反正，对他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他的性格跟他的贵族血统有关。他的祖父是中国人，这点他从未停止过提醒别人。他的祖父骂起法国人来滔滔不绝、尖酸刻薄。结果，法国人将他押上船，关进船舱，送他去了塔希提岛(3)，从此不得重返故乡。据说，他在塔希提岛结交了患梅毒的高更(4)，后来，罹患登革热，一命呜呼了。或说，他死于一种无法治愈的思乡绝症。桑尼祖父令人尊敬，其言行受坚定的信念的支配。这类人大多数难容于人。因此，我敢肯定他亦遭排斥。桑尼继承了祖父信念强大这点，事事正确，或者自认为事事正确，与右倾保守派唯一也是关键的区别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左派分子。(5)他领导越南留学生中人数不多的反战派。反战派每月聚会一次，地点要么在学生会一间消毒室里，要么在他们中某个人公寓里。聚会时，吃的越来越冷，情绪则越来越热。我参加过他们聚会，也参加过同样人数不多的主战派聚会。反战派与主战派，仅政治主张不同，其他方面，比如，吃喝、歌曲、玩笑、论题均可互通互换。撇开政治派别不谈，所有这些学生的生活都是一只孤独满溢的杯子，他们大口喝着孤独的苦汁；聚在一起，想从对方处得到慰藉。正如此刻聚集在将军店里的前南越军官，希望从同病相怜的同胞身上获得热量，因为流亡生活实在寒冷，寒冷到连加州阳光也温暖不了他们冰冷的双脚(6)。

“我听说你在这里。”桑尼说道。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脸上泛开一片真诚的笑，眼睛依然闪烁着我再熟悉不过的那份自信。他两片灰白嘴唇的苦行僧似的脸，因为自信平添几分魅力。“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老朋友。”老朋友？我想不出与他会到老朋友分上。“桑，”夫人插话道，“刚才采访我们。采访要登在他的报纸上。”“我是编辑。”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递给我一张名片，“这篇采访将登在我们第一期的报纸上。”将军兴致很高，脸色通红，从架上取下一瓶霞多丽葡萄酒。“我的年轻朋友，你在这个新世界努力复兴第四产业中这门精妙艺术，我很欣赏。这瓶酒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情景教我不由得想起当年那些记者，我们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之礼，将他们关进牢房，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多报道了，其实也就一点，真相。桑尼此刻或许与我想的一样，再三婉拒，实在拗不过执意的将军，这才收下。我用桑尼笨重的尼康相机拍下这个可资纪念的场景：将军和夫人站在桑尼两侧，桑尼捧着瓶身，将军握着瓶颈。告别时，将军叮嘱：“把这张照片发在报纸头版。”

我和桑尼继续单独呆了一会儿，简略交流了这几年各自的生活。当年，他知道若回南越，很可能收到一张免费机票，他会被送往昆岛(7)，会看到那里的宁静海滩，会住进浪漫法国人花巨大精力建造的闲人勿入、非请莫来的监狱。因此，他决定毕业后留在美国。在我们去年来美国前，他一直在奥兰治县一家报社当记者。他家安在一个小镇。我没去过。小镇名叫威斯敏斯特(8)，或者，按我同胞的发音，叫威特—米恩—特。南越难民的惨况令他不安，他为此创办了美国第一份越南语报纸，报道与越南难民有关的消息，希望借此将我们拢到一起。“今天实在不凑巧，以后找时间好好聊聊，我的朋友。”他扳着我的肩，抱歉道，“我还有约。哪天一起喝咖啡吧？希望再见到你，这会让我很开心。”他的话也让我开心，我没多想就同意了，并给了他电话号码。桑尼穿过越来越少的客人，走了。我四处找酒仙少校，他已无影无踪。除了他，流亡美国的同胞大多数自惭形秽，感到低人一等。这种心理缘于他们在美国的经历。这种经历一是绝对经历，即如前所说，流亡让他们变得破落潦倒；二是相对经历，周围的美国人，相对于他们，牛高马大，不平视也不俯视他们这些新居民，而干脆将目光越过他们头顶投向别处。不过，对桑尼而言，情形相反。他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人。个中原因跟他的过去，他上大学时的原因不同。我记忆中，那时的他不像现在这么温和或宽容，喜欢咚咚擂着桌子，口若悬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越南留学生应该都是这种做派。巴黎的越南留学生是越南最早一批共产主义分子，领导了越南革命。和桑尼一样，我的言行也不同于以往。至于原因，随我飘忽不定的记忆一样，可是此也可是彼。记录我过去的文字已被彻底清除。我大学时写的日记，因为害怕它会暴露哪怕一丝我的真实思想，而让我被判有罪，回越南前，我把它们都烧了。

一周后，我和酒仙少校一起吃早餐。早餐店是很接地气的家常饭店。假若沃尔特·惠特曼见到它，必定会激情澎湃，大加赞美这一新美国生活的缩影：这家位于洛杉矶蒙特雷公园的面馆里，实际主供热米粥和油煎饼；店里挤满了食客，绝大多数是顽固不灵、抵死不改生活习惯的中国人，少数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富美家塑料贴面餐桌，油腻滑亮。餐桌上的锡质壶泡有菊花茶。茶杯破损斑驳，质地色彩与人牙齿上的一层珐琅别无二致。食客们想喝茶，可以随时自斟。我矜持地小口吃着东西，少校则毫无斯文可言，狼吞虎咽，边吃边说，唾沫星和饭渣不时飞溅到我的脸上、我的眼睫毛上或我的碗里。见他吃得这么开心，我不由得既爱又怜这个还蒙在鼓里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会是奸细？难以置信。不过话说回来，他不定是外表憨傻，骨子里精明狡猾，一块天生做奸细的料哩。当然，更合逻辑的推论是，将军具有南越人喜好阴谋的秉性，加之又具有美国人的多疑，因此，不可遏制地认定酒仙少校是奸细。必须承认，其中有我的推波助澜。酒仙少校从来没在奸、谍或谋方面表现出特别才能。在西贡，他在政治保安处的工作是分析汉语通信内容，跟踪堤岸地区各种名目的地下活动。当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堤岸建立了一个地下网络，从事政治煽动，策划组织恐怖袭击，进行黑市走私。更重要的是，他为我提供堤岸什么地方可以吃到最好中国饭菜的信息，上到承办豪华婚宴、富丽堂皇如宫殿的餐馆，下到沿泥街土道四处流动咣啷咣啷小货车，以及肩上挑着装有各种小吃的架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沿路叫卖的妇女。到了加州，这方面他同样无所不知。答应带我吃大洛杉矶区最好米粥。此刻，我一边吃着白嫩滑顺的粥，一边同情起酒仙少校。他在蒙市一家加油站干活。因为加油站用现金付他工资，所以他还可以领取救济。他太太在一家生产服装的血汗工厂做缝衣工，穿针走线盯得眼花，钱没赚几个，眼睛越来越近视。“天可怜见，她那张嘴呀。”他哀叹道。此时，他已吃完自己的一份，提腰弓背，像条没喂食的狗，神情幽怨，盯着我还没动过的油煎饼。“她把什么都怪在我头上。怪我为什么不留在西贡；怪我既然这里日子没有先前的好，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怪我既然养不起孩子，为什么还要孩子。忘记告诉你了，上尉，我妻子在难民营时怀孕了。还是双胞胎！不可思议！”

我虽心里一片阴霾，但话亮灿灿，恭喜他就要做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将没动的油煎饼让给了他，他更加开心。“至少，这俩孩子是美国公民了。”他嚼着表皮渣渣的油煎饼，说道。“斯皮尼奇和布罗卡里(9)，是俩孩子的美国名。说实话，要不是护士问起，我们甚至都没想到给孩子取美国名哩。护士这一问，我急了。孩子当然需要美国名。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斯皮尼奇。我以前喜欢看动画片《大力水手》，笑死我了。你瞧波佩，一吃菠菜立马变得超级厉害。谁敢惹叫斯皮尼奇的孩子？取布罗卡里这个名也顺理成章。电视里有个女的说：‘永远要把西兰花吃掉哟。’我记住了她话。跟我吃的不同，西兰花是健康食品。我的这对双胞胎应该强壮健康，必须这样。这个国家不是弱者也不是胖子呆的地方。我要节食，是的，真要节食了！你心地太好。我很清楚自己胖。胖子能吃，除此之外，胖的唯一好处就是，人人爱你，对吧？是这样的！人们笑话胖子，也同情胖子。我上加油站找工作，走着去的，就走了两三条街，可那汗出的。人们看到出汗的胖子，即使有些瞧不起，但终归同情。跟加油站的人说为什么非常需要一份工作时，我先微笑，抖着肚子，后是大笑。加油站老板当场雇了我，因为我能让人开怀大笑又让人同情，这招百试不爽哩。瞧，你就在微笑，在同情我。别太同情我。我现在这份工作挺好，早十点上班，晚八点下班，一周七天班，而且可以走路上班。工作也轻松，在收银机上按按钮而已，一份很好的工作哩。哪次你去加油站，我给你免费加几加仑油。一定得去啊！你帮我们逃到美国，我还没好好谢你，至少能为你做点这事，再说，在这个国家生活不容易，越南人得团结。”

哦，可怜的酒仙少校！那晚，在家，我看邦擦拭咖啡桌上点38口径特制左轮手枪，看他给枪抹油，看他装上六发铜制子弹，看他将枪放在一只买沙发搭送的小抱枕上面。俗丽的红色棉绒枕套上斑斑点点，枪搁在枕头上面，看似给某个被罢黜的王室成员的礼物。“我会隔着枕头向他开枪。”邦啪打开一罐啤酒，说道，“这样，声音会减小。”“好主意。”我说道。电视正在播放对理查德·赫德的采访。话题是柬埔寨局势。他的英伦口音与采访者的波士顿口音形成鲜明对比。我看了一分钟电视采访，问道：“他要不是间谍怎么办？我们可就杀错人了，这就变成了谋杀。”邦呷了一口啤酒。“第一，”他说道，“将军了解我们不了解的东西；第二，我俩不是谋杀，是暗杀，暗杀这事你们过去一直在干；第三，这是战争，是战争，就总会有无辜的人死。”“知道无辜还杀他们，不是谋杀是什么？”“即便如此，也只是悲剧而已，不是犯罪。”

“将军派你干这事，你很开心，是吧？”

“开心不好吗？”他说道。他放下啤酒，拿起手枪。有人天生能写能画，邦天生是使枪高手。枪是他可以引以为豪的工具，握在他手里，如扳手握在机械工手里，得心应手。“男人需要目标。”他若有所思看着手里的枪，说道，“遇到灵之前，我有目标：替父亲报仇。爱上灵后，我把她看得比父亲，或者说，比替父亲报仇这件事还重要。自从父亲死后，我没哭过。和灵结婚后，我去他的坟前大哭了一场，因为我背叛了他，而且从心里背叛了他。我很难过，直到有了德，心情才缓过来。德开始就这么小，我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很陌生很丑的东西，纳闷着，自己怎么了，连自己孩子都不爱。慢慢地，他越长越大。有天晚上，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和脚趾，一双手和一双脚，那么完美，简直是我的小翻版。就在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一个人惊奇时是什么感觉，就是爱上一个女人都没有那种感觉。我明白了，当年父亲看我时，一定也和我一样。他创造我，我创造德，这就是自然，是宇宙，是天主意志，它们通过我们表现出来。就在那时，我爱上了我的儿子。我懂了，自己多么微不足道，儿子多么奇妙，他会有一天完全感觉到我感觉过的东西。我懂了，其实，我没背叛父亲。我抱着儿子，又哭了，因为我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是告诉你，我的生活有过意义，有过目标，但现在失去了这两样东西。我曾经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是军人，但现在什么都不是，甚至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一个男人不配是一个男人，就是废物。如果一个人不想当废物，唯一的办法就是做点什么，所以，我现在要么自杀要么杀人。懂吗？”

我不但懂了，而且被震惊了。这是我迄今听他说的最长的话。他的悲苦、愤怒和绝望冲开了他封闭的心，更松弛了他的声带。他的情感让他冷硬的脸部变得柔和起来。他带着情感说这番话时，客观上丑的他变得虽说不上俊朗但至少好看了许多。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不仅因爱而且因将要杀人而兴奋不已的男人。他是因为不得不杀人成了杀人老手，和他不同，我有过可杀人的机会，然而选择了不杀，因此就杀人而言，迄今还是新手。在南越，杀个男人，杀个女人，杀个孩子，容易得像翻阅一张晨报。只要有理由、有工具，就可杀人。各派的人，许多都不缺这两样。我缺的是杀人欲望，或为杀人披上的各种掩饰真正目的的道义外衣——假借护教，假借卫国，假借清誉，假借正见，或假借保护同志的名义——到最后，真正目的却是，保护自己身体上最柔软的东西，也就是每个男人都有的掩在裤裆里、皱皱褶褶的阴囊卵子。这些现成的借口很适合他们，但不适合我。

我想说服将军，酒仙少校根本不是间谍。可我这个始作俑者，已让将军中了病毒似的认定酒仙少校就是间谍，想清除他的这个病毒，几无可能。不但不能清除，我还得向将军证明，一我能纠正这个错误（其实，哪是错误呀），二我也可以是一个行动派。第二周，我又去见了将军。他的神情明确告诉我，我不有所作为，肯定不能作为一项选择。“他罪有应得。”将军说道。酒仙少校有罪这一点，在他看来，已是酒仙少校前额上黥印般的污点，是我亲手给他留的在劫难逃的小小手印。将军对这块污点耿耿于怀。“不过，你别急。我也不急。执行任何行动要有耐心，要细细谋划。”他在一间仓库里向我强调了这点。仓库布置得作战室一般，气氛肃穆。墙上新挂有越南地图。有展现边境线蜿蜒曲折、中部如细腰的越南壮丽景色的全国地图，有展现越南各地区的区域地图。每张地图上覆盖一块塑料薄膜，看似快要在薄膜后窒息。每张地图旁有用线吊着的各种红色标识物。“一步步把事情做到位，比草率行事把事情做砸了强。”将军嘱咐道。“明白，将军。”我说道，“我想过，就是——”

“不必报告细节，我听着头疼。让我知道结果好了。”

少校的死已成定局。我要做的只是如何杀死他，如何让他的死不让人觉得蹊跷，如何不让将军和我受到牵连。其实，我无须为此劳神，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现成办法，也就是你在美国经常看到的悲剧，只是这一回，悲剧主角是一个不幸的难民。

海默教授邀我下周六晚去他家共进晚餐。克劳德要重返华盛顿，此行意义重大，海默教授在他住宅为克劳德饯行。除克劳德和我之外，另外的客人只有他的名叫斯坦的男友。斯坦与我同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正在撰写关于旅居巴黎的美国文人的博士论文。斯坦有口洁白的牙齿，一头与某牙膏广告模特一样的金发。他在广告里应该会扮演一群小天使般小孩的年轻父亲。早在我一九六三年入学西方学院前，克劳德便告诉我，海默教授是同性恋。之所以告诉我，用他话说，“只是不想你感到突兀”。我不了解同性恋生活，因此满心好奇，一直很想目睹同性恋在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中会有什么举动。我说的“自然环境”指西方。东方，至少表面上看，没有同性恋。然而，我大失所望：海默教授似乎与其他人没任何区别。若有什么区别，也就是他睿智，各方面品位堪称精致，后者自然包括他看中斯坦与讲究厨艺。

晚餐共上三道菜，均由教授亲手制作，分别是各种青豆混合沙拉、迷迭香土豆炖鸭肉、泰唐苹果脆皮馅饼。餐前饮意大利马提尼酒，餐中饮黑皮诺葡萄酒，餐后饮纯麦芽酿苏格兰威士忌。晚餐地点是教授在帕萨迪纳美式工匠平房里的餐厅。餐厅每样物什，从双悬窗到艺术装饰吊灯再到嵌入式橱柜上的铜饰，要么是二十世纪初真品，要么是仿真品。整个餐厅装修一丝不苟、尽善尽美。教授时不时起身离开餐桌，从几乎应有尽有的爵士乐唱片收藏大全中选取一张，替换唱盘上播放的爵士乐唱片。我们边吃边聊。话题涉及波普爵士乐，十九世纪小说，洛杉矶道奇职业棒球队，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日。餐后，我们端着威士忌移步到客厅。客厅壁炉很大，用河鹅卵石砌成。西班牙教会式风格的木质家具，棱角分明，豪华气派。坐垫靠垫均为皮质。墙可谓“书墙”，长宽、色彩不同的书，像教授在大学办公室里的“书墙”上摆放的书，看似随意摆放，实则各得其所。四周满是字母、词句、段落、篇章、皇皇巨著，置身其中谈天说地，委实惬意。这样的夜晚令我终生难忘。或许，周围文献勾起了教授怀旧之情，他说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你那篇论小说《安静的美国人》的毕业论文。那可是我读过的本科生论文中最好的一篇。”我羞赧，微笑回应道：“谢谢。”坐我旁边沙发上的克劳德不以为然：“我不大欣赏那本书。瞧瞧书里写的那个越南女孩，只知道备鸦片，看小人书，说话声音跟鸟样动听。你们见过那样的越南女孩吗？要见过，拜托让我认识。我见过的没有一个不床上床下聒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