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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读过很多别人的检讨书，我也记住您在我迄今所写的检讨书上做的批注，因此，我想，尊敬的指挥官，我的这份检讨书很可能不是您习惯读的那种，方方面面不同寻常，不能怪您，原因完全在我。现在，在诚实方面，我是有罪恶感的，而我自成人之后鲜有这样的心理。那么，为什么现在在这种环境里，在一间三米宽五米长的单人牢房里，开始有了这样的心理，想起要诚实呢？或许就是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被囚禁于此。至少，做卧底特工时，我清楚为什么不得不用密码的方式生活，但现在，什么都不清楚。如果我将被判死刑——如果已被判死刑，我就这么想的——那么，一定要为自己说明，而且用我自己选择的方式，不管您可能会如何看。
我经受了真正危险，也经受了小小烦恼，窃以为因此应该得到肯定。我活得像被奴役的仆人，像只有领取救济机会作为酬劳的难民。我甚至几乎没有睡着的时候，因为卧底特工受失眠折磨，几成常态。如果将险境比作钉床，或许只有詹姆斯·邦德才能在这种床上安眠，可我无法做到。我做过最像间谍做的事情，是解密敏用隐形墨水写的暗信，加密用隐形墨水给他写的暗信。说来不信，做完这两件事情，总能让我睡个好觉。每封暗信须一字字加密，很费功夫，这就要求通信双方须言简意赅。比如，第二天晚上解密的敏给我的暗信便简明扼要：“甚好，勿致注意，颠覆者均捕。”
我没急着写暗信回复文，等将军的酒类专卖店开张仪式后再做也不迟。将军告诉我，克劳德将出席开张仪式。撤离西贡后，我与克劳德通过几次电话，但一直没见面。然而，将军要当面见我，另有其由，几天后，邦从将军店铺一回到家就这么跟我说。将军刚雇邦做商店职员。这份工作不影响邦隔三差五为拉蒙牧师清扫教会。将军雇邦，是我敦促将军的结果。我很高兴邦如今站着的时间终于多于躺着的时间。“他为什么要见我？”我问道。冰箱门患关节炎似的，开关时嘎嘎吱吱；邦取出我俩所有物中最漂亮养眼的东西：一桶闪着银光的施利茨啤酒。“我们中有内奸。要啤酒吗？”
“来两杯。”
将军店铺的开张仪式定于四月底。这个时间正巧与西贡陷落或西贡解放或两者皆是的纪念日同日。是个星期五，为此，我得向莫利女士，这个穿一双实用鞋子的女人，请示可否早点下班。放在去年九月，我无须求她这样的恩惠，但到了今年四月前，我俩之间的关系有了意料不到的转折。共事后几个月里，我俩渐渐注意起对方，抽烟休息时，办公室同事之间闲聊时，或是下班后、回家前这段时间里。我原以为莫利女士对我心存敌意，其实不然。事实上，我俩后来相处相当融洽，如果“融洽”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关系的话。她住在洛杉矶西南边克伦肖区一套公寓，在她公寓里，我俩每周大汗淋漓、不戴安全套云雨一到两次；在系主任办公室，每周偷情一到两次；晚上，有时就在我的福特车后排座位上吱吱呀呀演一段春宫戏。
第一次床笫之欢后，她跟我说，我讲道理、替人着想、心地善良，正是这些品德最终征服了她，因此决定“随时”邀我喝一杯。几天后，我便接到她邀请，地点是洛杉矶市银湖区一家提基吧(1)。酒吧常客是身肥体胖着夏威夷风格衬衫的男人，以及穿牛仔短裙、勉强遮住丰满臀部的女人。酒吧门前两侧竖着提基造型的火把。酒吧内，木板墙上钉着一些不知出自哪个太平洋岛国的面具。面具造型忷然，它们的嘴看似在发出“巫格布格”的声音。餐桌的灯是清一色着草裙、跳呼啦舞、赤裸乳房、皮肤深棕色的少女造型，向四周发散出半明半暗的光。酒吧里只有一个侍者，这个女孩也穿草裙，裙编草已褪色，正与她的发色相配；上身系一件用打磨过的椰子壳拼成的比基尼。我和莫利女士喝完第三轮酒，她右手肘撑住吧台，右手掌托住下颏，为我创造了一个为她点烟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男人为女人前戏时所能做的最性感刺激的事。她边抽烟边喝酒，看似崭露头角的小明星，那种通常在离奇荒诞的喜剧电影里戴衬垫文胸和垫肩的少女，操外语说些似露非露、摄魂吸魄的淫词浪语。莫利女士盯着我的眼睛，说道：“我要坦白一件事情。”我面带微笑，希望她注意到我的酒窝。“我就喜欢坦白事情。”我说道。“你身上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她说道，“别想歪了。我不是说你高大帅气、皮肤黝黑。你也就是黝黑，有点可爱而已。我第一次听说你，第一次见你本人，我最先想的是，‘好啊，来了一个汤姆叔叔(2)的好孩子，一个活生生叛祖忘宗的家伙，一个彻头彻尾白人腔调做派的家伙。嗯，他不是穷酸白人，可也差不多，就一个皮是亚洲人皮、心是穷酸白人心的家伙’。看你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样子！白人都爱你，是吧？他们只是喜欢我。白人把我当成裹脚的小巧玲珑的瓷娃娃，把我当成随时卖笑悦人的艺伎，我懒得和他们多说话，没想让他们爱我。我就是说话，至少也不想顺他们的意。白人呐，就爱低眉顺眼的女人，我可装不出。还有做那种发型，把筷子插在头发里的老一套，苏丝·黄电影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更学不来。白种男人见到我，哪怕丑得像米基·鲁尼，也想我当他们是风流倜傥的威廉·霍尔登、马龙·白兰度，可我骗不了自己。你呢，跟我不同，会说话，这点帮了你不少。不过，你不仅会说话，还懂听人说话。你特别擅长东方人的笑，意味深长，总是坐在那儿，一会点头，一会皱眉，好像很理解同情说话人，但自己却一句不说。这么做，让说话人以为，他们说的，你都字字同意呢。我没说错吧？”
“莫利女士，”我答道，“你说的让我震惊。”“是吗？”她说道，“拜托，叫我索菲亚行不？我又不是你女朋友年老色衰的妈。给我再要杯酒点根烟。我今年四十六岁了，才不怕人知道我年龄呢。跟你说呀，如果一个女人到了四十六岁，一直无拘无束生活，那她在做爱方面没有不懂的事。我说的做爱，跟《爱经》，跟《肉蒲团》，跟我们可爱的系主任说的东方这个东方那个，都没关系。”“你可是为他工作了六年。”我提醒她。“还用得着你提醒。”她戗道，“我不知道是自己幻觉呢，还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他每次打开办公室门，什么地方便咣的响一声锣；还有，他的办公室总有一股气味，不知道是他抽烟的烟味，还是他用碗烧香的香味。我感觉他对我有点失望，因为每次见他，我都不鞠躬。他最初面试我，问我是否懂说日语，我跟他说，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迪纳。你听他怎么说：‘哦，原来你是nisei（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听他语气，像知道nisei这个词，就了解了我几分似的。‘尽管你才是第二代，莫利女士，可你把自己的文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的issei（第一代日裔美国人）父母可是坚守自己的文化。难道你不想学日语？难道你不想回日本看看？’那次谈话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心情很糟。我也问自己，为什么不想学日语呢，为什么就不说日语呢，为什么宁愿去巴黎去伊斯坦布尔，就不愿去东京呢？随后又想，谁在乎这些呢？谁问过约翰· F.肯尼迪说不说爱尔兰语，去没去过都柏林，每晚吃不吃土豆，集不集矮妖精(3)图片？既然没人这么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文化呢？既然我生在这里，难道我的文化就不在这里吗？当然，我没问系主任这些问题，只是笑着对他说：‘先生，您说得太对了。’”莫利女士叹了口气，“我只能这样。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自打我想明白了，我他妈什么也没忘记，我太他妈了解我的文化，我的文化就是美国文化，我的语言就是英语，我感觉我像是老头办公室里的间谍。表面上，我是普普通通不再年轻的莫利女士，一个失了根的可怜虫，我内心想的可就不一样了，我就是索菲亚，你们他妈最好别惹我。”
我清清喉咙。“莫利女士？”
“嗯哼？”
“我想，我爱上你了。”
“我的名字是索菲亚。”她不满道，“有一件事情要说清楚，花花公子。如果我俩在一起，听好了，我说的是如果，那么，我俩谁也别限制谁，你不要爱上我，我也不要爱上你。”她吐出两柱一模一样的烟来。“我只要你知道，我不相信婚姻，我只相信自由的爱(4)。”
“真巧，”我说道，“我跟你一样。”
十年前，海默教授教导我，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观点，比自己年长的女情人是尤物。这位美国开国元勋这么写信劝导过一个比情人年轻的男子。我记不住这位美国圣贤信的全部内容，只记得两点。第一点：年长女情人“非常感恩戴德！！”。许多年长女情人兴许如此，但莫利女士绝对没有这样的心理。她倒等着我对她感恩戴德呢。我的确对她感恩戴德。之前，我若想泄欲，只有依靠男人最好的朋友(5)，自慰，满足需求；不说也知道，我没钱嫖妓。如今，与莫利女士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而且免费地爱。在一个主流人群信奉新教，换句话说，穿紧身胸衣甚至戴贞操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与莫利女士这种爱无异于一种逆行和挑衅。岂止于此，就是在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是异类。这是共产主义的缺点之一，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克服这种想法：每个同志应该学习高尚农民，学习他们只把坚硬的锄头用于翻田锄地。在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除了性，一切都是免费、自由的。迄今为止，东方在性方面还没有革命；共产主义者逻辑是，假如一个人性生活多到生育了六个、八个甚至十几个孩子（根据理查德·赫德的调查），那么，这个人几乎无需为更多性生活进行革命。再看看美国，美国人在性生活方面进行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让他们产生了抗体，使他们抵制新的革命。美国人如今唯一感兴趣的是，将想爱就爱的思想拿到热带地方实践，对用它引发一场新的政治革命不感兴趣。然而，在莫利女士谆谆善诱下，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意义的革命离不开性解放。
我的这一洞察与富兰克林前辈的观点相差无几。这位精明的前辈也声色犬马，深刻认识性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游说法国政府支持美国，他向政客示好，也向女士大献殷勤。回到这位享有美国第一人嘉誉的前辈给他的年轻朋友的信，其主旨是，男人应该有年长的女情人。这话听起来像性别歧视，其实不然，它隐含之意是，年长女人也应该享用比她们年轻的性欲旺盛的男人。如果说好色前辈的信没什么深奥的东西，他的这句关于性的真知灼见倒耐人寻味。基于此，这位观察入微的前辈得出第二个观点：年岁犹如重力，随时光由上往下引发一连串变化。变化始于面部轮廓，南下至脖颈，至乳房，至腹部，依次下侵(6)；如此，年长情人珠黄面槁后，重要部位仍然温软湿润，一个人只需用筐子罩住她的头。
我无需用筐子罩住莫利女士头，因为她的脸部没有年岁刻下的印痕，这令我愉悦。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比跟她在一起更开心的话，那就是给邦也找一个伴。我知道，邦也靠自慰泄欲。他是一个放不开的人，加之他把天主教教义当作苦口良药笃信之，因此，在性方面，矜持局促、刻意回避。倒是在我认为远比性难处理的事情上，如杀人，能做到杀伐决绝。邦的表现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天主教历史。天主教历史上似乎从没发生过同性恋、异性恋、鸡奸之类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就藏在梵蒂冈神职人员法衣底下的裤裆里。教皇、红衣主教、主教、神父、修道士，睡少妇少女，养娈童，相互鸡奸，这些事情拿出来说过吗？几乎从未说过！不是说他们做这些事情有什么错——恶心的不是性，而是他们对外装作这些不存在的虚伪。教会以救世主名义，从阿拉伯到美洲，采取折磨、谋杀、征讨、传播瘟疫等手段，让千百万人遭难丧命。这些不是事实吗？他们往往不承认，即便承认，也只有虔诚无用的愧疚。
我不虚伪。自进入燥热冲动的青春期后，我精力旺盛，乐此不疲追求肉欲，用我那只假模假样在胸前划十字祷告的手。尽管父亲没少训诫手淫导致失明、手掌长毛、阳痿（他忘了训诫手淫还可导致从事颠覆活动），但我播种的性叛逆种子还是成熟演变为我的政治革命。如果我因此要下地狱，就让我下地狱好了！其实，我既然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对自己施行有时频繁到每小时一次的罪恶手淫，那么，行淫其他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下面发生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十三岁那年，一天，我从母亲厨房偷来一只剖好的枪乌贼，对它实施了第一次变态行淫。这只枪乌贼，与其他几只同类一道，原本在等待其应有的宿命。啊，你这只倒霉的、无辜的、不能言的枪乌贼！你的长度相当于我手掌长度。被去头、断须、掏空内脏后，你简直就是一只形状合宜的安全套。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安全套。你体内有着我想象的那里的光滑与黏润。我也不是说之前我真见过那神奇的部位。那时，在我家镇上的小巷和一些人家的院子里，有在地上爬的女婴，有在路上蹒跚学步的女孩。她们或赤身裸体，或光着下半身。我也就见过这些。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人看到孩子裸体，认为有伤风化，将其视为越南人野蛮的证据。既然野蛮，他们便认为，奸掠越南人合情合理。法国人为他们的行径披上神圣外衣，亦即这么做可促使越南人给自己孩子披纱挂布，如此，就没有裸体诱使体面基督徒犯罪。而基督徒，无论精神还是肉体，均令人质疑。可是，我离题远了！还是回到你吧，你这只马上要被奸污的枪乌贼。我完全出自好奇，先将食指然后中指插入你闭紧的洞口，没料到洞竟吸牢我的手指，这让我浮想联翩的脑子禁不住将它与过去几个月里令我神魂颠倒的女体上的禁区联系起来。无需召唤，难以自控，我底下狂躁的阴茎挺立起来。它诱引着我往你而去。啊，你这只令人欲火中烧、令人着魔、令人丢魂失魄的枪乌贼！母亲外出办事，很快会回家；邻居随时可能经过我家简陋厨房旁的小屋，我与属头足纲的新娘的媾和极可能被抓个正着，尽管如此，我还是褪下裤子。我已进入迷幻状态，出于枪乌贼的魔力和越来越坚挺的阴茎。我插入了。真是不幸，竟严丝合缝。我说不幸，是因为从此往后，能到手的枪乌贼逃不过我的行淫，更别提这是兽奸，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兽奸——毕竟，不幸枪乌贼啊，你已无生命；当然，如今我明白，这种行淫也会引发其他道德问题——我因此更少顾忌践行此事。虽然，在内陆小镇，枪乌贼属稀罕之物，但我的亵渎之举没有停止。枪乌贼是父亲拣便送给母亲的，因为他自己不乏美味佳肴。神父们总是得到狂热追随者的慷慨照顾。追随者中有一心向主的家庭主妇，有阔绰殷实的教民。他们视神父为身穿丝绒长袍的守卫，把守对进入者严格甄别的夜总会入口。他们邀请神父享用晚餐，为神父们打扫寝室厢房，帮神父料理食物，贿赂神父各种礼物，其中便包括令人垂涎欲滴、价钱不菲、绝非我母亲这类穷人可享用的海鲜。我无所顾忌地将精液射入枪乌贼体内，兴奋得全身抖颤，可一旦平静下来，恢复理智，罪孽感像巨石压在心头。倒不是因为我悖逆道德，而是因为我会剥夺母亲哪怕吃一小口枪乌贼的机会，这我几乎无法忍受。只有六只枪乌贼。母亲很容易注意到少了一只。怎么办？怎么办？我站在小屋里，拿着面目全非、被我玷污的枪乌贼；我亵渎它的白色黏液一溢而出。很快，我满是鬼点子的脑袋蹦出一个办法。第一步，我彻底清洗留在这只一动不动、受到虐待的枪乌贼体内的犯罪证据；第二步，我在它的皮上用刀浅浅地划几条口子，将它与其他几只区分开来；最后一步，等待开饭即可。蒙在鼓里的母亲回到寒酸的棚屋。她先将剁碎的猪肉、粉丝、蘑菇丁、姜片填入枪乌贼体内，然后爆炒，再配以生姜和青柠调制的蘸酱。做了标记的枪乌贼，被母亲端上了桌。遭我始乱终弃的它似宫女，侧身斜卧在碟子上。母亲“吃吧”话音刚落，我便抢在她前头迅疾用筷子夹起它。母亲怜爱地望着我，像说，吃吧。我犹豫片刻，接着将它蘸上调味汁，咬下第一口。“味道怎么样？”母亲问道。“好—好—好吃。”我结结巴巴应道。“这就好。不过，你该细嚼才是，别一口吞下去，儿子。慢慢吃，这样味道会更好的。”“好的，妈妈。”我答道。说完，她的这个听话儿子竟毫无廉耻，露出笑容，开始慢慢咀嚼，细细品尝被糟蹋的枪乌贼，咸咸的，还混着甜甜的母爱。
有人肯定认为，我的描述实在淫秽不堪。我绝不如是想！屠杀才是“淫秽”。折磨拷打才是“淫秽”。三百万死难者才是“淫秽”。手淫，哪怕手淫一只的确违背其意志的枪乌贼，算不算淫秽？我看也未必。我笃信，假若每个人反感“谋杀”两字如同反感“手淫”两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话虽这么说，在我不愿动武而愿爱字当先的同时，政治选择和警察职业最终逼得我继续培育加强我人性的暴力面。我年少时展现过暴力面，不过只有一次。即使身为秘密警察，我总宁愿让他人使用暴力而决不亲自动手，只有在聪明诡计没用、被逼无奈时，才允许这种暴力发生。我说的是审讯犯人时遇到的情况。审讯犯人不堪回首。我目睹过太多犯人被审场景，他们的样子一直留在我记忆里，我像人质一样被这些记忆死死控制。比如，那个精瘦的蒙塔格纳德人，脖子紧勒着一圈圈铁丝，面目变形；被关在白房子里脸色酱紫的恐怖分子，起先，没什么能让他招供，最终，暴力使他屈服；共党女特工，将从事特工活动人员的名单塞进嘴里，唾液将纸化成浆，我们的名字就在她舌尖上散发出酸味的纸浆碎末里。这些从事颠覆活动的人，被捕后只有一个共同归宿，不过在此之前，各自须走过备受折磨摧残的支路。我到达将军的酒类专卖店，参加开张仪式，心情和前面提到的囚犯的心情一样，忐忑不安，像养老院牌桌底下的一声窃笑，确信有人要死，或许，要死的人就是我。
酒类专卖店位于好莱坞大道东头，远处是埃及剧院与中国戏院。电影首映通常安排在这两座剧院。每逢此时，媒体麇集，群星璀璨。比较而言，商店在的地方冷清落伍，周围没有树木，却也阴凉。除了做商店职员该做的工作外，邦还得震慑任何可能抢劫偷窃商店的家伙。此刻，他站在一面墙前，收银台后面。墙上嵌有架子，架子上陈列着名牌酒、小偷青睐的小瓶酒，架子不起眼的角落放着封面印有洛丽塔喷绘像的男性杂志。见到我，邦面无表情点点头。“克劳德在仓库里，和将军在一起。”他说道。仓库位于商店后面，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嗡嗡响着，空气里有消毒水、旧纸板散发的气味。见到我，克劳德从塑料椅上站起身。我俩相互拥抱。他胖了几磅，但其他还是老样子，穿的甚至还是在西贡时在一些场合穿的皱皱巴巴的运动夹克。
“坐吧。”将军坐在办公桌后面，说道。克劳德和我往塑料椅子上一坐，椅子发出吱吱呀呀略显暧昧的声响。四周除了我们这一边空着，叠摞着各式各样的箱盒。将军办公桌上看着凌乱：一部转盘拨号的电话机，笨重得足可用作防身武器；一个沁着红色墨水的盖印戳用的垫子；一本收据簿，簿里夹有一张蓝色复写纸；一盏灯脖断了的台灯，灯头耷拉着。将军拉开办公桌抽屉，我的心脏因此一紧：时候终于到了！结束叛徒性命的时刻，或用锤击头，或用利刃割脖，或一枪打穿太阳穴，或可能三种手段并用，不为别的，就为享受惩处叛徒的乐趣。好在相比于过去，如今的手段倒也干净利落。回到欧洲黑暗时代，照克劳德在西贡给秘密警察上审讯培训课时所说，我会被五马分尸，头颅会被插在杆上示众。曾有一位皇室成员，性好搞怪取乐，竟活剥敌人的皮，用麦秸填充皮囊，再将其绑缚固定在马背上，游街示众。那是怎样一种取乐啊！我屏住呼吸，等着将军拿出手枪，用不合手术规范的方式一枪崩出我的脑浆。然而，他拿出来的不是枪，而是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一盒烟。
“怎么说呢，”克劳德说道，“可惜我们没有在更好环境里重逢，先生们。我听说，你们离开‘道奇城’，费了不少周折。”“你这么说，”将军说道，“把事情说轻松了。”“你是怎么撤离西贡的？”我问道，“肯定是坐最后一架直升机撤离的。”
“我老实说吧。”克劳德接过将军递上的一支烟，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说道，“我是在西贡被攻下前，也就提前几个小时，坐大使直升机撤离的。”他叹了口气。“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我们等得真他妈太久了，最后，全乱套了。你们是最后一批乘大飞机撤离的。留在机场和使馆的人，是海军陆战队用直升机营救的。美国航空公司也派了直升机。按理说，外人应该不知道我们直升机停机坪，但事实上，西贡市每个人都知道。原来是我们当初征集了一批身材小巧的越南妇女，要她们在房顶上用油漆刷直升机停机坪序号，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精明吧？之前装作不知道，时刻一到，就不再装了，把所有房顶有停机坪序号的楼围了个水泄不通。该坐直升机的人根本近不了楼。机场那边一样，进去的路被堵死了。码头那边呢，路也不通。大使馆外边堵了几千人，连公车都过不了。他们扬着各种证明材料，结婚证、雇工合同、信件甚至美国护照，叫着嚷着，说我认识谁谁谁，谁谁谁可以担保我，我跟美国公民结婚了。但是，都不管用。海军陆战队队员站在使馆墙上，谁爬上墙，就打谁下去。想塞千把美元贿赂哪个海军陆战队队员，还得离他够近，他才能收钱拉人上墙。时不时，我们爬上墙或去到大门口，看看人群里有没有替我们工作的人。如果有，就指认出来。他们若离得近，海军陆战队队员会把他们拉上墙，或是开点门缝放他们进来。可他们要么被夹在人群中，要么被挡在人群外，我们看到他们，招手要他们挤到墙根来，可他们哪能做到：前面的越南人是不会给后面的越南人让道的。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朝他们挥手；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朝我们挥手。如此这般，过了一阵，我们实在不忍看下去，只好转身走了。谢谢上帝，没让我听见他们喊叫；场面当时乱成那样，也听不见他们喊叫。我返到使馆里喝口酒，想舒缓一下心情，可是没用。还有，你是没听过无线电传来的呼救声。‘呼救。我是翻译，这里有七十名翻译。请求营救’，‘呼救。这里有五百人。请求营救’，‘呼救。军需处有两百人。请求营救’，‘呼救。中情局酒店有一百人。请求营救’。结果呢？没救出一个。是我们让他们去那些地方等待营救的。那些地方也有美国人，我们通知他们：‘没人过来了。自己想办法脱身来使馆。其他人别管了。’西贡城外也有等待营救的人，他们从各个地方用无线电呼叫：‘呼救。我在芹苴。越共围了上来’，‘呼救。你们把我撂在幽明森林公园。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家人该怎么办？救救我，救我出去’。他们根本没机会逃出来。就是在使馆，也不是所有人有机会撤离。我们撤离了数千人，但最后一架营救直升机飞走时，使馆院里仍有四百人等着撤离。他们井然有序，等着营救的直升机。是我们说，会有直升机来营救他们。四百人一个都没逃出来。”
“天啊，我得再来一杯才能说下去。谢谢，将军。”克劳德揩揩眼睛，“怎么说呢，是我的私事。我在机场同你们分手后，回到别墅睡了一会。我让金一大早来与我会合，去接她家人。到了早上六点，六点过一刻，六点半，甚至七点了，还不见她人影。我的头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我把他敷衍了过去。七点一刻，七点半，都到了八点，金还是影都没有。头又打来电话，说：‘还不他妈快点赶到使馆来。大家都上了飞机。’去他妈的头，他也就是个匈牙利杂种而已。我拿起几支枪，开车穿过西贡，去找金。谁还管白天戒严，街上到处是人，人人跑东跑西，设法找路子逃出去。城里乱，城外倒是较静，生活也正常。我看到金的邻居挂出了共产分子的旗帜，就在前一周，同样这些人，挂的还是你们的旗呢。我问他们，金在哪。他们回答说，不知道那个美国佬婊子在哪。我恨不得当场崩了他们。想归想，当时街两旁的人一个个瞪着我，那里肯定有越共，我不能等着被抓，于是开车赶回别墅。到了十点钟，金还没来。我不能再等，坐在车里哭了。过去三十年，我没为哪个女孩哭过，可这次，妈的，我哭了。我开车直奔使馆，到了那里，发现根本进不去。前面说了，围着使馆有好几千人。学你的样，将军，我没拔车钥匙。某个共产杂碎不定这会儿正开着我的贝莱尔款雪佛兰开心呢。接下来，打仗似的，我在人堆里往前挤。抵死不让路给自己同胞的越南人，竟给我让出一条路来。没错，我是又推又搡又叫，他们很多也推我搡我冲我大叫。越近使馆，越难前进，即便这样，我还是靠近了使馆墙根，看到了站在墙上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也看到了人堆里的我。我知道，再靠近点，就获救了。我浑身是汗，衬衣也被扯烂，前面堵满了。他们不知道后边有个美国人，我拍他们肩，他们不回头。我只有对他们不客气了，拽头发、揪耳朵、薅衣领，连拖带拉杀出条路来。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起初，我还讲体面，不叫也不喊，但很快就大叫大喊起来：‘让我过去。我是美国人。他妈的。’谢天谢地，挤到了墙根，海军陆战队队员探身攥住我的手，把我拉上了墙。那一刻，我他妈差点又哭了。”克劳德喝完杯中残酒，咣地将杯子重重放到将军办公桌上。“我没这么狼狈过，不过，也他妈从来没因为是美国人这么开心过。”
将军给每人倒上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克劳德与我只是静静坐着。
“敬你，克劳德。”我向他举起酒杯，说道，“祝贺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