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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关岛。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抱着德小小的尸体，感觉越来越重，但绝不能把他放在肮脏的停机坪地上。很快，来了一辆运尸体的绿色救护车。我将德放到担架上，医护人员用一条白布单盖住他，接着设法松开邦抱着灵的双手，也用白布单盖住了灵。母子俩被抬上了救护车。我哭了，但哭得远不如邦，看他的阵势，像要将一生积攒的泪水哭干。卡车将我们拉往阿桑军营。一路上，邦和我仍不住落泪。托将军的福，我们得以住进了军营的营房，后来的人则住帐篷。两相比较，我们的居住条件已算奢侈。那天下午、第二天一整天，邦躺在架子床上一动不动。电视在播放西贡撤离，他一眼没看，一句没听。他也不会记得在这个临时难民城的营房、帐篷里，数千名难民像参加一场葬礼，哭声震天，葬下了他们的国家：才活过二十一个年头，就像很多人一样，年纪轻轻便丢了性命。
我、将军家人和另外一百人在营房里看电视。电视画面令人难堪：一架架直升机降落在西贡城一座座屋顶上，将难民送往航空母舰甲板。第二天，电视播放越共分子的坦克碾过独立宫大门，他们的军队在独立宫顶升起民族解放阵线(1)旗帜。溃败画面越来越多，越南共和国临终前的种种，像钙化物，越积越多，在我记忆管道里形成厚厚硬层，晚饭时发生的事情又加厚了一层。晚饭吃烤鸡肉和四季豆。在难民中许多人觉得一股怪味，哪能人吃。也只有孩子们还有胃口。难过的是，用完餐，还得排队将盘碟放进清洗机。他们真的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年公民，真的沦落为没有祖国而要由美国人保护的难民。将军没碰四季豆，直接倒进了泔水桶。他看着我，说道：“上尉，我的人民需要我。我要到他们中间去，给他们鼓气。走。”“好的，将军。”我答道。说实话，人民是否需要他，他是否能鼓起人民士气，我不乐观。他这么做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我也没想过。军人被训练成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凌虐，因此，上司向他们训话鼓气，即便是大粪，也尽可随心所欲泼洒。问题是，我们忘了，这里的难民绝大多数可是平民。
回想起来，我没穿沾有灵的血的军装，实在运气。之前，我脱了它，换上了从背包里翻出来的格子棉布衬衣和斜纹棉布长裤。将军在西贡机场丢了行李，只得穿着领上缀有将星的制服。营房外，帐篷城里，没几个人凭脸认识将军。他们只认他的制服、衔级。他向平民打招呼，询问他们的生活。平民们缄默不语，一脸愠色。将军眉头微蹙，欲笑又止。我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很困惑。我们沿帐篷间土路走着，平民们瞪着我们，没人说话。每往前一步，我的不安便增多一分。走了不到百米，将军遭遇了第一波攻击。一只小巧精致的拖鞋从一侧飞了过来，砸中了将军的太阳穴。将军怔住了。我也怔住了。一个老妇人嘶哑地喊着：“瞧瞧这个英雄呀！”我们往左边一踅身，便见一个黑影，一个我们束手无策的黑影——一个上年纪的妇女——愤怒地冲了过来。我们既不能出手将她打倒在地，又避闪不及。“我的丈夫在哪？”她光着脚，手里攥着另一只拖鞋，尖声质问。“他没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的丈夫在用生命保护国家，难道你不应该跟他一样，用生命保卫国家吗？”
她照着将军下巴啪地抽了一拖鞋。一大群女人，老的，少的，身强的，体弱的，拿着伞、手杖、鞋子、帽子，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我的儿子在哪？”“我的父亲在哪？”“我的兄弟在哪？”愤怒的女人们狠劲打着将军，或撕扯将军衣服，或挠抓将军皮肉。将军左闪右躲，扬起手将头护住。我也遭殃，挨了几下飞来的鞋子，挡了几次打来的手杖和伞。我这边拼命护住将军，她们那边不断涌上。在一波波攻击下，将军招架不住，跪倒在地。她们如此愤怒，几乎没错。要知道，就在前天，总理还通过广播，慷慨激昂呼吁军人和平民拼死奋战到最后一人哩。他可是空军元帅，除了尚虚荣、好贪腐同于总统外，不应该和总统混为一谈。但是，做完气势如虹的广播演说，他旋即乘直升机逃之夭夭。不过，此刻用他来为将军辩护，毫无用处。向她们解释，将军领导秘密警察而非军队，也无济于事。何况，后面这事几乎不能为他赢得平民的好感。她们只管叫骂，哪会听什么解释辩解。我从挡在我与将军之间的女人中间拨出一条路来，用身体当肉盾将他护住。挨了不少抓挠、抽打、唾沫后，我终于带着将军突围出来。“快走！”我在将军耳旁喊道，选准一个方向，推着他逃了出去。这可是连着第二天逃命了。好在帐篷城里其他人没采取行动，只是鄙夷地瞪着我俩，大声骂着：“草包！无赖！胆小鬼！杂种！”
我习惯了无妄之灾，可将军哪有这种经历。待终于逃到住的营房外，将军表情惊悚，领上将星被扯掉，衣袖被撕破，一半扣子不见踪影，脸颊脖子被挠抓得东一条西一杠，渗着血，狼狈不堪。“我不能这个样子进屋。”他小声道。“您就在澡房等着，将军。”我说道，“我这就替您去找几件衣服。”我进到营房，问军官们要来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被问及为什么衣服破了、身上有伤，我搪塞道，跟负责这里军事安全的美国人起了冲突，那帮家伙脾气火爆，我就成了这样。去到澡房，见将军站在洗手池前。他已将脸清洗得一干二净，却没法洗去羞辱。
“将军——”
“不要说了！”他只看着镜里自己，“永远不要再提今天的事情。”
自此往后，我俩闭口不提。
第二天葬灵与德。母子俩冰冷的尸体在海军停尸房里摆了一夜，死因得到确认：一颗子弹夺走了俩人生命，子弹规格不明。这颗子弹会一直在邦记忆里旋转。无论朋友还是仇敌，均会谈及此事。这将一直戳痛他，让他不得安宁。葬礼上，邦头上扎了条撕下的白色床单布。盛敛德的小小灵柩落入墓穴，叠放在他母亲灵柩上，母子俩从此同穴相伴。邦跳进墓穴。“为什么？”他脸贴住木制灵柩，哭嚎着，“为什么是母子俩？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天主？”我也哭了，下到墓穴安慰他，随后，拉拽着他出了墓穴。我俩开始往灵柩上撒土。将军、夫人和精疲力竭的神父在一旁默默看着。这对母子是无辜的，尤其是我的义子德。我几乎当他是我的亲生儿子。挖墓坑的土很肥沃，小岗似的堆在墓穴旁，正待回到原来的地方。我用铁锹铲一次土，就跟自己说，灵柩盛敛的不是两具尸体，而是被弃的两具空壳；真身正去往凡人去不到的乐土，那里住着天使。传经布道的父亲就这么认为，但我没法像他那样想，说服不了自己。
连着几天，我们想着想着就落泪，然后，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有时变变，先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然后，想着想着就落泪。自我折磨到身倦心疲时，美国人用飞机送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旁的彭德尔顿营(2)。这回，我坐的是真正的民航飞机，坐的是真正的飞机座，看到的是真正的飞机舷窗。美国人为我们在彭德尔顿营专门辟出一处。虽说同是难民营，但这里设施提升了不少档次。这证明了，在美国梦这条道上每前进一步，便会享受到相应好处。在关岛，大多数难民住海军陆战队临时支起的帐篷。在彭德尔顿营，所有难民住进了营房。我们像新兵一样集中起来，一丝不苟学有关美国的各种知识。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在这里给巴黎的敏的姑妈去了第一封信。当然，信其实是写给敏的。我和敏商定了隐含各种意义的用语措辞。比如，信若出现天气、健康、法国政局等字眼，他就知道，除了明信，同张纸上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暗信。若无这类字眼，便无暗信，他只需读明信内容。在美国第一年，要用暗信报告的事情不多。毕竟，流亡美国的南越军人几乎不在状态，谈不上酝酿谋划反攻之类的大事。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有用的情报，不过，实在无需暗信传送。
“亲爱的姑妈，”我当她真是我的姑妈，写道，“很久很久没写信给您了。这么久后，第一封信就给您写可怕的事情，实感内疚。”邦身体、精神状态均糟。我晚上要是失眠，就听他在上铺辗转反侧。他的记忆，像火，炙烤着他的身心。我看得出他脑袋里闪着什么。有敏的脸，他认定我俩抛弃了这个结拜的兄弟。有灵和德的脸，他的手和我的手，可是实实在在沾过母子俩的血。我生拉硬拽着他去到饭堂，否则他在架子床上非成饿殍。饭堂摆着供多人用餐的大桌，饭菜食类味如嚼蜡。整个夏天，几千个难民共用一个没有隔间的澡堂，与素昧平生的人住在同一间营房。将军的待遇没什么不同。他、夫人和四个子女也得和另外三家人住在一间营房。我陪他在他的住处打发了不少时间。“竟和低级军官、吵吵闹闹的小孩们住在一起。”我有一次去看他，他不满道，“如今竟落到了这步田地！”一块块挂在晾衣绳上的床单把营房隔出了各家的空间，夫人和子女的耳朵尖，这些床单哪能隔断邻家动静。“这些动物没日没夜做爱。”将军生气道。将军和我坐在营房门前水泥台阶上。我俩抽着烟。眼下连最廉价酒水也没有，只好喝着茶。“他们毫无廉耻！就在他们孩子面前、在我孩子面前干这事。你知道，我家大女儿有天问什么？‘爸爸，什么是妓女？’她亲眼看到有个女人就在下边厕所旁卖淫呢！”
在与我们一径之隔的另间营房，一对夫妻闹将起来，先是老套对骂，后遽然升级，演变为全武行。我们看不见营房里发生的事情，但抽皮打肉的噼啪声真真切切传到了我们耳里，只听女人惨叫连连。很快，营房外聚集了小群人。将军叹了口气。“都是些动物！好在还有一些好消息。”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篇从报上裁剪的“新闻”，递给我。“记得他吗？开枪自杀了。”“这算好消息？”我捏着剪报，问道。“他是个英雄。”将军说道。给姑妈信里，我也这么写道。将军给我看的已是旧闻。西贡陷落后没几天，报纸报道了该事。将军在阿肯色州难民营的朋友寄来这篇报道。中心版面登有死者照片：平躺在将军行过军礼的纪念雕塑的底座旁。若无文字说明他自杀了，还以为他大热天睡在地上，忧郁如爵士歌手，望着瓦蓝天空哩(3)。在我们飞往关岛、共产分子的坦克开进西贡那段时间里，这个中校男人去到纪念雕塑前，拔出佩枪，用子弹在逐渐谢顶的头上钻了一个洞。
“是真正英雄。”我说道。他有妻子和好几个儿女，具体多少，我已记不清楚。我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他。拟撤离人员名单时，我考虑过他，但最终划掉了他的名字。想到这，我感到内疚。这种感觉犹如一根羽毛，挠着我的颈背。“没想到他会走这步。”我说道，“要是知道的话——”
“我们要是能料到他会走这步就好了。谁能料到？不要自责了。我许多手下就在我眼前死了，每个人的死都令我难过。但是，我们干这一行，死是难免的。不定哪天轮到你我。我们就当他是烈士，记住他好了。”
将军和我以茶当酒碰了碰杯，以此缅怀中校。不过，就我对中校的了解，他也就这件事做得像个英雄。将军或许明白我的心思，说道：“他要是不自杀，应该说，我们还是用得上他的。”
“用他干什么？”
“用他去盯共产分子一举一动，就像共产分子或许也在盯我们一举一动。你想过这事吗？”
“想他们如何盯我们？”
“一点没错。盯我们的有亲共分子，有打进我们内部的间谍，有地下特工。”
“完全可能。”我说道，手掌心湿了，“他们很狡猾，有手段，完全可能干这事情。”
“那么，谁可能干这事情呢？”将军望着我，想听我回答，或者兴许对我起了疑心。他手里端着茶杯。我迎着他的目光，同时，用余光防着他手中茶杯。他若扬杯砸向我脑袋，我好瞬间反应。“在国内，到处都有越共特工，”他继续道，“因此，说我们中间现在可能有他们的人，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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