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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天，我逐渐意识到‘那一边的人’非常好管理，也非常的不好管理。
因为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原因，狱警们为了彰显自己对美利坚的忠心，或多或少的对他们有些欺辱。而这些人逆来顺受的程度足够所有人都敢对他们动点儿手脚，于是从骂到打，从只有狱警这么干到部分犯人也有样学样，不过是两三天的时间而已。
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足够令他们被另一团体完全的视为异类，哪怕这些人几乎全都是白人，但当他们被人刻意挑起有关于思想的问题并试图去为心中那些红色去争辩时，哪怕是在这年头儿最不好混的黑人都能大笑着给他们一拳，说：“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但如果有人要把我兜里的钱给别人，那我一定会像这样打爆他的脑袋。”
当时正是午休时间，狱警和犯人们都在吃饭，虽然餐盘里的东西天差地别，我还是和这群‘那一边的人’一起用怜悯的眼神，共同望向这个显然不知道哪种政策对他们这样的穷苦者最有利的傻家伙。
就像那名军官所说，在那之后，我确实又经历了几次问询，问题无一例外的都是那几项。我围绕着不知道不理解那些概念太高端了看不明白作答，并在有人‘好心的’向我解释了红色的含义后有样学样的像那名犯人一样曲解了红色的含义。
诺顿对我三天两头被喊出去调查这件事相当不满，在陪过那么两次，觉得我不会有什么不当倾向后直接告诉哈德利，如果再有人调查直接在警务室把事情解决。
“您要知道，我的收入虽然不算太高，但相比于外面的那些工人，绝对算得上高薪阶层了。”冬天还没完全过去，屋子里的温度很低，警务室只有一个白铁皮还要烧煤的炉子能用来取暖。不是那么年轻了的老警卫在炉子上煮了点儿罐头，咖啡香与劣质烟味儿一起把屋子熏的充满了颓废气息。我严肃的望着这位给我下套的审查员，尽可能流露出感觉被冒犯到的表情：“如果要我把我的钱分给他们，或者跟他们过上一样的生活，那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那名审查员当场就笑了起来，男人把本子合上，从铁柜子上直起身子，十分和气地来跟我握手。
“恭喜你，霍尔先生。”他的笑容里终于多了轻松和赞许：“以后估计不会再有我这样烦人的人来找您了——感谢这段时间以来您的理解，这毕竟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嘛。”
美国安不安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安全了。
因为这段被隔三差五叫去谈话的经历，我不敢随意帮助那些监狱里的人，所能做的事只有在自己轮岗的时候在那些打骂行为发生时大步上前尽快制止。拖之前曾经帮助过安迪和欧文的福，不管是知道我曾经被叫去问话的狱警同事还是几乎不知道这事儿的犯人，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了一个只是天性善良点儿，看不得有人在我面前挨打的家伙。
或许这也是由于我没法对他们伸出更多的援手，这实在让人挫败。
一种信念，一种信仰的力量终究是伟大的。那些人里认罪者寥寥，不断上诉的人倒是不少，还有许多人会趁着放风时间将这群人叫到一起，传授和讨论一些知识。为了隔开这群人，监狱不得不对这群特殊的犯人的放风时间做出调整和隔绝，这就代表了他们每个人都至少会减少一半以上的，到操场透气的时间。
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总有能进行沟通的方法，诺顿曾经为此大发雷霆，最后还是哈德利三言两语的劝住了在要对那群人进行一些‘处理’的典狱长。
他说：“不用管他们，典狱长……监狱里没有人能掀起大风浪，更何况在里面待久了，谁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我对他的这句话并不认同，但在月底，当春天的暖风再一次拂过监狱的操场，路边又能随处可见星星点点开的正盛的罗马甘菊，在我琢磨该怎么给那群人提供更多小小帮助的时候，一件令人意外的事发生了。
安迪表示他想对图书馆现在的书籍进行一下扩增，并自愿承担起了“帮那些人扭转思想”的责任。诺顿理所应当的怀疑起了安迪的思想是不是在漫长的鉴于日子里往另一边靠拢了。据说安迪当时在办公室里面对诺顿压迫感十足的询问，表情非常淡定。
“典狱长先生，不得不说，虽然经济确实是敏-感区域，”男人站在诺顿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诺顿的桌上有个小纪念盘，柚木上嵌的金字写着：“基督是我的救主”，墙上还挂了一幅他太太的刺绣作品，上面绣着：“主的审判就要来临。”
安迪抬起头，目光在墙面上掠过。随即轻微的，带着些许自嘲的笑了一下：“但我之前可是个银行家。”
这年头谁都知道，所谓的银行家名曰银行家，实为吸血蜱虫，在企业家、政府和民众手里三向吸血，能搞多少搞多少，能赚多少赚多少。保险，投资，纳税……他们有无数种本事无数种所谓的‘新产品’，用银行这个超大的合法机器作为平台，踩着法律的边线贪得无厌，令钱滚滚而来。
安迪在相当年轻的岁数就成了副总裁，从他做账避-税的能力就可以看出，男人在此道上实在是精通极了。或许是他平静的表情起了作用，或许是他特殊的身份令他的每句话都有种会令人下意识信服的神奇能力，总之，这句轻飘飘的发言就仿佛什么好用的魔咒，诺顿当场就放下了他那颗吊了好久的心。
“监狱可没有余钱给你改造图书馆。”对此，这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想了一下，又补充似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