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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九月末，几乎是在找到落脚点后，我就被迫投身于各种各样的文件投递之中。我不清楚要怎样才能获得正当的会场入场权利，兼又举目无亲，因此只能选择最愚笨的方式——往所有我能想到的，我所知道的机构和官署投递信件及简历，试图打动他们，以此得以入场观看国家成立的历史性的一幕。
信件皆来源于手写，中英文双份，简历也是我自己动手绘制并书写的。我从未曾如此想念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打印机和复印机，也从未料到高中毕业后的自己还会有一天被迫写上这么多字，可我写的热血沸腾，充满希望且无怨无悔。
但最终，所有的信件都石沉大海，我所暂居之处的老板天天看着我夹着一堆文件来来往往，似乎对我的身份产生了些许怀疑，于是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屋里时，看见的就是身姿笔挺，目光冷酷的军人。
所幸我背包里的信件和简历还剩一半有余，那位应该是一名团长的军官在挨个检查过文件，又当着我的面带着手下的士兵将我暂居的小屋翻了个底朝天，连砖缝都没放过却未能搜出一份可疑文件。没有找到半枚子-弹后，终于相信了我真的是个脑袋抽风到几乎花净存款，只为了来中国看一场开国典礼的美国平民。
“为什么非要看典礼？”他将我的护照和一应文件递还回来，冷硬的眉眼略微柔和下来，孕上些许疑问。
“因为……”我换上中文，直视着他的眼睛，认认真真的回答：“我深深地，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爱着这片土地。”
军官无声的和我对视，在我吐出字正腔圆的中文后有一瞬的讶异和动容。在长久的沉吟后，他稍微偏了下脑袋，身后立刻就有一位士兵走上来，替我提起了他们为我重新整理好的行李。
“仅凭这些文件我们无法确定你的真实身份和意图，所以很抱歉，您不能前往天安-门前的主会场，”军官说，“但你可以去稍远一点的地方进行眺望，我会派出一个班的人去保护你的安全。”
读作保护，写作监视。
我忽然愤怒起来，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和悲哀几乎在瞬间涌上我的胸膛。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扒开这身皮囊给他看，给他看我乌黑的头发，黄色的皮肤。我想剖出我的骨血，让他清清楚楚的看见铭刻其上的万里长城的脉络，我想剜出我的心脏，给他看在那里深深扎根的赤红的信仰。我想趴在他耳边大声怒吼，告诉他我是你的同胞，我是来自七十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少年。
我想告诉他……想告诉他……
“……没有问题，长官。”我的语言不知何时又切换回了英语，声音低的像是一朵沉翳的乌云压在漫漫无边的天穹边缘，卡在了喉咙下方。
最后我搬进了北平市第一招待所，门口还配有四位士兵两两轮班制把守，坏处是哪怕是出门喝碗豆汁儿都有人盯着，好处是在这两天来一次都没迷路，哪怕我进故宫里逛了一圈儿，两位当值的士兵都会跟着买票进去，在监视的同时顺便帮忙指路。
我的莱卡相机似乎总能引起他们的无限警惕，大约是先前日本所谓考察团来访，实际上却是勘测地形的原因所致。于是每到晚上进入房间前我都会大大方方的把相机递给他们，“请问你们这里有暗房吗？先生们？我想把照片冲洗出来。”
这四位士兵无一不是聪明机灵之辈，几乎转瞬就能明白我的暗示。都在我递出相机时立刻表示“我去找相关人士帮你洗”，然后小心翼翼的接过相机带走，第二天早上再由换了班的人把相机和洗出来的照片一起带回来。
对于相片是在哪儿洗的，是谁洗的，我则从来不加多问。可能是我这样配合至极的态度令两位士兵略微放下心来，终于，在十月一日的早上，在我起了个大早还在对着行李箱研究在三件衬衫里穿哪件时，走廊里传来了一阵低低的交谈声。
我缓缓停住动作，还不等发问，就听见房门被轻轻地，极富节奏的敲响。
“霍尔先生，”那位叫卫朝东的青年声音透过门板传了过来，“您醒了吗？已经五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