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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谁也没能想到，哪怕我天天在和安迪学经济学，但鉴于上班的硬性要求，每天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就是所有狱警的顶头上司哈德利。
在那天之后，哈德利几乎是在躲着我走，即使是工作上的被迫会面也没了从前青眼有加的亲近，而我对此则接受良好，不管他和同事们用怎样的眼光看过来，我都能保持着最开始的状态，懒懒洋洋，有些狗腿，沉迷看书。
最终，在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同事们终于确定了所谓的同性恋传言只是诺顿的臆想和不知道哪个小子捕风捉影的告密，他们大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世界上绝对没有莱斯利这么正常的同性恋。
是的，在直男眼里的同性恋无外乎那个样子，娘娘腔，翘着小拇指，穿着女性的服装拥有女性的举止甚至还会去试图用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就像埃纳尔·韦格纳[1]那样，他们甚至会说埃纳尔·韦格纳的死亡就是上帝的审判，主绝不会允许那样一个疯子长长久久的带领更多疯子去奔往一条更加疯狂的道路。
我无可避免的和他们一起笑，去解释为什么被诺顿审问的时候自己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哈德利。
“他是个好长官！而且要知道，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高声说出自己的解释，环视了一圈坐在身边打算来撬些茶余饭后话题的同僚，眉梢一挑，补充道：“可能比他老婆和他在同一张床上睡的时间还要长！”
哈德利听了这话瞪起眼睛，作势要抄皮带来抽我，我连忙从凳子上蹿下去，躲在理查·高亚身后用浮夸的语调咏唱似的喊道：“哦——哈德利——亲爱的哈德利——”
于是所有人又都哄笑起来，连洗衣房机器的震天工作声也压不住冰桶带来的凉爽和蓝带啤酒清透的麦芽香气。
但在欢乐过后，当我一个人回到图书馆的时候，却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只有我自己清楚，在诺顿要我念出那句话时，我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人跟哈德利没有半根汗毛的关系。那是蓝碧玺一样的眼眸，目光深邃色泽却清澈，每当阳光停驻在上面会呈现出湖蓝一样静谧的纯粹，他的睫毛很长，会在浮光中投下细碎的阴影，而那点阴影总能在不经意的时候紊乱我的心思。
安迪·杜弗兰。
老布的鸟发出一声近乎突兀的啾声，等我再次回过神时，纸上已经是他的肖像画了，从嘴唇略微上翘的弧度到鬓边发丝的走向，精致细腻，一分不差。
我闭上眼睛，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这只毫不怕生的鸟已经长出了羽毛，只是和成年的鸟相比还不大丰满。它扑腾起翅膀，摇摇晃晃的飞上我的肩头，停在远离那根烟的位置，歪着脑袋用左边的眼睛看了会儿画，又偏过头用右眼看。
“像吗？”我吐出一口呛人的烟雾，低声问他，那鸟从来不会买人的面子，立马嫌弃的飞走了。
笑意于是从肺腔里顺着劣质香烟氤出的薄雾漫上来，我抬起眼睛望向摆了金光菊的窗口。夜风从窗户外灌入，在1949年的深夜，宇宙和我所身处的时代一样烂漫而辽阔，每一缕星光都是穿越了几亿年而来，即使图书馆劣质而昏黄的灯令我无法全面的观赏整片天空，我也仍能清楚的辨析出北斗七星和自己那与天幕中的北斗七星一样醒目的心思。
但这个心思不该属于这个时代。
我清楚安迪·杜弗兰的背景，青年银行家，年轻有为，曾经有个美貌的娇妻，但是好景不长，他在某一天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和职业高尔夫球手，也就是她的高尔夫教练格林·昆丁勾结，给他戴上了一顶鲜绿的帽子。于是愤怒地银行家在酒后做出了完全不合乎理智的事情，他用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夫，连开八枪，一人四下。以至于第二天《波特兰太阳报》以斗大的标题怒吼着写道：给他四枪，她也四枪！
实话实说，假如让我对这个监狱里的犯人有什么评价的话，那么我会说，安迪·杜弗兰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无辜的人。事实上无论是谁，跟安迪学的越久，他就越能相信这个推断，若是让安迪来解决自己老婆出轨的事，连老布都认为相信即使喝了再多的酒，这位前青年银行家都不会去选择那么极端的解决方案。
因为凭借安迪的能耐，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他老婆净身出户，或者通过经济上的手段令他老婆的情夫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贫如洗。
但我个人的相信并没有什么用，美国错综复杂可操纵性极强的司法程序并非一个小狱警所能伸手，如果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和我相关的地方，那么一定是——安迪·杜弗兰，他是个曾经有老婆的，不折不扣的直男。
桌面上的陶瓷杯倒映着一个青年狱警的影子，杯子是安迪在那次痛揍博格斯·戴蒙德后安迪送给我的，普通的瓷质，雪白，温润。杯面上狱警的倒影被微微拉长，显示出一种近乎可怕的瘦削。没有肌肉，没有欧美人最爱的壮硕身姿，他的脸色苍白，眸色浅淡，哪怕长着出色的骨相却仍像个青涩的，二十出头的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