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型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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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个电影Secuestro Express，拉美的犯罪片，讲的是一伙罪犯绑架一对有钱情侣的故事。有点黑色喜剧的意思，但我却是越看心情越沉重，看到最后，有种找间小黑屋子，缩进去、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把头埋进膝盖里、再也不出来的愿望。
委内瑞拉。关于委内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个国家？总统是个反美斗士叫Chavez？前一段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一个石油出口国家？唯一不需要划问号的知识，就是无数委内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如其他亚非拉国家的无数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河边，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脑子里都浮现出四个大字：国泰民安。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Look at it! Look at it!
一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见死不救，这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这个池塘在更远的地方呢？仅仅因为那个池塘离得稍远，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难道一个人的无辜可以仅仅因为他近视——或者——选择性近视？觉得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的痛苦，与你相关，这到底是一种自作多情，还是一种真诚的责任心？
Secuestro Express其实是一个恐怖电影。虽然其中没有《午夜凶铃》里面的幽暗天井，没有《闪灵》里面的恐怖楼道，没有《沉默羔羊》里面的变态杀手，它却比所有这些恐怖片更恐怖。当恐怖是来自想象，观众不会真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把悬念的包装盒一层一层拆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心型的卡片，上面写着坏人都被干掉了，请破涕为笑吧。你知道当你走出这个电影院，你所刚刚经历的所有恐怖情节，都已经烟消云散。
而Secuestro Express的结尾，没有埋藏着这样一张心型卡片。它所讲述的恐怖，并不烟消云散，相反，它粘着你跟踪你占有你。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绑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绑架我？我不是坏人，我在一个天主教小学里做志愿者，帮助小孩，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谁让你开这么时髦的车呢？”
“为什么？为什么有钱就是罪恶？我爸爸非常勤奋地工作！”
“当这个城市里那么多人挨饿你却开这么时髦的车。你还指望我们不恨你？！”
可惜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电影残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谁是“坏人”。穷人说是贫困导致了所有问题，所以他们无辜。富人说他们努力工作不但努力工作还做志愿者还帮助小孩，他们不应该被这样对待。每个人都无辜，而无辜的人在罪恶中相遇。此时此刻我们多么希望好人坏人就像金庸爷爷的小说里一样清晰可见啊，哪怕是岳不群那样隐藏很深的坏人呢，哪怕是梅超风那样为情所困的坏人呢。坏人在哪呢？找到坏人，杀掉坏人，难道一个好的故事不应该这样简洁明了吗。杀人多么容易。杀人据说甚至成了暴力美学。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坏人，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像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开会，听见有个学者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穷人对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对的，好的。我当时站起来问：为什么精英就一定是贬义词？为什么贫穷就可以占据道德优势？
然后几年之后，我听见Carla，这个开好车但是帮助贫困儿童的委内瑞拉女孩，在一个绑匪片里，问一模一样的问题。
请让我们找到坏人吧。
请让我们在发疯之前找到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吧嗦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
在英特纳雄奈尔之歌消失以后，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也许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我家墙上有个招贴画，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切·格瓦拉的头像。经常有到我家的客人问：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格瓦拉啊？我就指着那个招贴画的右下角说，你看这副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乞丐，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喜欢这个招贴画，不是因为喜欢格瓦拉，而是喜欢这个对比。
因为这个对比在我眼里，也是一个心型卡片。虽然这个卡片上字迹难辨，信息模糊，却是一封更诚实的情书。格瓦拉也许是个“好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