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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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在英美长期遭禁，直到1960年代才开禁的世界文学名著。当英国终于宣布开禁这本小说后，一度洛阳纸贵。这本小说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数周并常销至今。但比畅销和常销更重要的是，它的开禁标志着人类的宽容精神在劳伦斯苦恋着的祖国终于战胜了道德虚伪和文化强权。从此，其作者劳伦斯作为20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劳伦斯学也渐渐成为一门英美大学里的学位课程和文学研究的学科。时至1990年代，“劳伦斯研究”早已演变成一种“工业”，得其沾溉获得学位、靠研究和出版劳伦斯作品为职业的大有人在。劳伦斯若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欣慰。
而这部小说问世不久，中国文学界就报以宽容和同情，甚至从学术角度对劳伦斯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肯定。那个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随时准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即使是在这样对文学和文化传播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劳伦斯还是被介绍了进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和美国遭禁后，大量的盗版书不胫而走，劳伦斯反倒因此而名声大振，甚至连战乱频仍的远东的中国都不得不开始重视他。这样的重视与劳伦斯在欧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
诗人邵洵美读后立即撰文盛赞，现代作家和戏剧家赵景深曾在1928—1929年间六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劳伦斯的创作并追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进展。几个杂志上陆续出现节译。其后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光阴荏苒，50年漫长的时间里中国读者与此书无缘。到1986年时，饶述一的译本在湖南再版，使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得以领教劳伦斯这一佳作的非凡魅力。
劳伦斯在过去曾被看作“颓废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对他的介绍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则是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应该说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做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以赵少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身份和《世界文学》的地位发表的这篇文章，代表着中国文学界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赵先生以一种晓畅、略带散文笔法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劳伦斯创作思想的独到见解。我们发现一个曾被雅俗双方都一言以蔽为“黄”的作家在赵先生笔下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真实面目；同时赵先生也启发我们“看看这种批判同它的两性关系论点有什么关联”，使我们得以找到整体把握劳氏创作的一个切入点。在一个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和译介产生着致命影响的时代和社会里，赵先生多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恰到好处地淡化了那些曲解劳伦斯作品的非文学的不良因素。赵先生广泛引用马恩，以此来观照劳伦斯的创作，对其加以肯定，这是“劳伦斯研究”上的一种突破。西方学者不可能如此行文，20世纪30年代的老一辈不可能有这种文艺观。赵少伟行文之自然从容，可见他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作了自己自然的话语方式。所以我说，赵少伟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的开拓性历史意义，它是在“1949之后”这个语境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滥觞之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劳伦斯的词条也出自赵少伟之手。
人的艺术良心和艺术感知是相通的，如同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一样。赵少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与劳伦斯文学的精义多有契合之处，也因此他的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下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我说，这项开拓工作似乎历史地落在了他肩上。劳伦斯有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的知音为他开辟了进入中国的路，他应该为此感到幸运。
公正地说，教劳伦斯受益无穷但也深受其害的，都是这本毁誉不一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是因了这本“黄书”，劳伦斯才闻名于世。如果说许多人最终读了他的多数作品后承认他是文学大师，那引玉之“砖”则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人们首先是因慕其情色描写而争睹为快的。
事实上，劳伦斯除了这部小说外，还著有另外11部长篇小说，50多部中短篇小说，多部诗集、剧本、游记和大量的文学批评、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和散文随笔。他还翻译出版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迦的长篇小说等，仅凭这些译文就足以称他为翻译家了。这位矿工的儿子，以自己非凡的文学天赋、敏感的内心体验、勤奋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活力，拖着当年还是不治之症的肺病之躯，在短短20年的写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经典遗产，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不少研究家称其为天才和大师，不无道理。
大师自有大师的气度和风范，这自然表现在其不同凡响的文学创作上。他的四大名著《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说部部经典。《儿子与情人》被普遍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印证弗洛伊德“恋母情结”学说的“原型”之作。《虹》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屡遭查禁和焚毁，惹出文学和政治风波。作者本人虽未遭“坑”，却也长时间内遭受监视和搜查，心灵备受煎熬，以至于对他“爱得心头发酸”的祖国终于失望而自我流放，浪迹天涯，病死他乡，做了异乡鬼。由此，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他是因了文学的孽缘才遭此厄运，还是厄运专门来锻造他的文学魂。
这位旷世奇才的作品甚至在1985年上海出版的专著《现代英国小说史》中仍然被指责为“黄色淫秽”并把开禁这本书作为“当前西方社会的道德风尚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1】的标志。这也难怪，不用说当年，即使是目前，我们许多读者仍然停留在那个人云亦云的阶段，甚至不少知识分子，十分年轻的大学生，一提起劳伦斯的名字仍想当然地一言以蔽之曰“黄色作家”。
这是个眼光的问题。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此话极是。
当我们无法要求大多数非文学专业的人去一部部精读劳伦斯作品而后公正对待之时，我们只有对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作个“眼光”上的评说。艺术的眼光往往需要靠一个人较为全面的发展来培养，需要时间。或许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文明的进程，终于有一天对这本书的争议和赏析都成了一种过时和多余。
当历史把我们毫不留情地置于一个尴尬的叙述语境中时，我们只有毫不尴尬地直面历史。
1984年笔者完成了国内第一篇研究劳伦斯的硕士论文时，国内还没有劳伦斯作品的译本（只有个别短篇小说的译文，劳伦斯只是被当作一般的现代作家被人介绍），这个领域还被认为是禁地，因为他在非学术领域仍被看作“黄色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劳伦斯作品开始大量出版，便有了三五成群突击抢译劳伦斯作品的壮观场面。20世纪30年代的旧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重印上市后，黑市竟出现高价抢购的热潮。
在这种尴尬的阅读环境中解释劳伦斯的这部最有争议的小说，颇令人生出滑稽感。
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童话，是一种久经考量的体认——是理性认识与情感体验交织积淀的结果。我无法不这样认为。
小说伊始，即是一场浩劫之后的一片废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象征，更是大战后人之精神荒原的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面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找自然的怨妇注入了崭新的生命，这怨妇亦焕发出女人之本色，唤起了这个近乎遁世的男人身心遥远地带无限的温情，激发出他身上近乎消失的性爱激情。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体验着自然淳朴的爱情，体验着创造的神奇，双双获得了灵与肉的再生。浪漫而美丽，不乏乌托邦色彩，简直是一部成人童话。
劳伦斯生前好友理查德·奥尔丁顿曾长期从事劳伦斯作品的编辑和评论工作，他说过，这本书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说，因为它其实是“关于性的说教……是一种‘精神恋爱’”【2】。中国文豪林语堂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劳伦斯的性描写别有一番旨趣：“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3】这真是一种林语堂式的“会心之顷”的顿悟。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作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严肃的事情。”【4】1960年伦敦刑事法庭审判这本书时，文化学家霍嘉特就特别说这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此言令检察官困惑不解，转而问询文学家福斯特，福斯特抑扬顿挫地回答说：“我认为那个描述是准确的，尽管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相矛盾。”【5】看似如此的矛盾，造就了劳伦斯这部小说之性宗教的特质。因此，霍嘉特在他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1年版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6】
查泰莱爵士因伤失去性能力，本值得同情。但他的内心十分冷酷，对工人蔑视无情，对夫人康妮感情冷漠。他认定矿工只是工具，非用鞭子驱使不可。康妮只要能为他生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和爵位就行，至于同谁生育，他倒不在乎，但绝对要求孩子的父亲来自上流社会，以不辱查家门楣。同他在一起，康妮虽生尤死。
正因此，当康妮遇上一身质朴但情趣脱俗的猎场看守麦勒斯时，便自然流露出了女性的软弱与柔情；备受失败婚姻折磨和工业文明戕害的麦勒斯也立即情动于中，双方情色相生，一发而不可收，演绎了一场性爱激情戏剧。麦勒斯与康妮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个根植于自然、富有生命活力的“下等人”；虽然他受过教育，但厌恶了他认为腐朽的文明生活，选择了自我流放，自食其力，寄情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