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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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检讨的很多内容，让您读来，尊敬的指挥官，让那位我耳闻很多的神秘“无脸”政委读来，可能完全不像越南人的检讨。美国梦，好莱坞文化，五花八门的美国民主，诸如此类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在我们这样的东方人眼里看似一个眼花缭乱的国家。在理解美国人性格、文化、习俗以及爱情等方面，我的一半西方人血统或许发挥了作用，也许我天生理解这些东西。要理解的最重要一面是，在越南，一方向另一方求偶，而在美国，两人平等约会。约会是种很实用的习俗，按照这种习俗，男女双方约定一个彼此认可的时间见面，像赴一场谈判，就合作办一家可能盈利但也可能亏损的公司进行商谈。美国人将约会理解为，无论短线还是长线，均事关投资和收益。越南人则认为，爱情和求偶事关亏损。毕竟，真正合算的求偶，只是那种说动了无法说动的女子嫁给自己的求偶；说动早就查黄历选吉日急不可耐要将自己嫁出去的女子的求偶，不是合算的求偶。

显然，拉娜是那种必须追求她的女人。我给她写了不少信，表达了心声。信的字体用古板得像远古生物的修女教我的漂亮得无可复加的草体，信的文体用维拉内拉诗(1)、商籁诗(2)或说不出是什么诗体但真心可鉴、情笃意坚的对诗。她让我坐在她的客厅里的摩洛哥风格垫子上。我抱起她的吉他，为她唱范维、郑公山或漂流海外的情歌新宠德辉(3)的歌曲。她的回报是，许我欣赏她如印度神话里迷人仙女般的神秘微笑，为我预留观看她演出的前排座位，愿意继续听我聊天唱歌。最后这种回报，一周也就一次。在百无聊赖的下午，呆在将军卖酒的店里，我会跟邦说起我与拉娜的事情，语气既感激又痛苦。邦的反应，预料得到，无动于衷。“跟我说这个，小情种。”有天，听完我的话，他又用惯常的点射风格说道。他的注意力只有一半在我身上，另一半则在进来的两个年轻顾客身上。他们像两只负鼠，鬼鬼祟祟，往货架间过道走去。看他俩年龄和智商，均是很小的两位数样子。“将军知道了怎么办？”我俩坐在柜台后等着将军。将军下午总要过来。“将军怎么会知道？”我说道，“又没人告诉他。拉娜和我不会让感情烧昏头，想着哪天结婚，去跟他说这事情。”“既然没想结婚，干吗爱得这么‘死去活来’？”他用我讲与拉娜的事情时用的话问道。“难道我们这样，非得结婚？难道不能为了纯粹爱情？婚姻和爱有什么关系？”他哼哼道：“天主让我们来到世上，是让我们结婚。爱就是为了结婚。”我琢磨着，他是否要像观看《幻象》那天晚上打开话匣子。但这个下午，我俩谈论爱情、婚姻、死亡，很明显，没对他产生什么作用。或许，这是因为他的眼睛此刻盯住了悬挂在店里后方墙角上的凸面镜。镜子像单筒望远镜，映出两个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仰慕地盯着冷藏啤酒，被琥珀色玻璃瓶反射出的荧光灯光迷住了。“婚姻就是奴役。”我说道，“天主当初造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人——如果真有天主的话——而不是想让我们彼此成为奴隶。”

“你知道什么让我们是人？”镜子里，矮点年轻人将一瓶啤酒顺进了口袋。邦很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收银台下取出棒球棒。“我们是人，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操自己的生物。”

他的这个观点或许可表达得更委婉些，但他从来不是喜欢委婉的人。他更喜欢拿打残身体恐吓两个小偷，两个小偷被吓得跪在地上，交出了藏在夹克里的物品，一个劲磕头，求邦饶命。邦教训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上学时受罚的方式。越南教师力主体罚，但美国人已弃用。美国人再没打赢过战争，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对于越南孩子，暴力始于家，继续于校。父母打孩子，教师打学生，像给波斯地毯掸灰，为的是掸去孩子或学生自满愚妄的尘埃，这样，他们会变得更美。我父亲也好体罚。较之于多数人，他对道德的要求更高，他的体罚方式也更高明：用戒尺，像敲击木琴敲打学生的手指关节。可怜的关节被敲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伤痕累累。有时，我们该打，有时冤枉。但即使我们无辜的证据摆在父亲面前，他也从未有过任何歉疚。所有人有原罪，因此，即使体罚错了，从某方面看，也是公正的。

母亲也有罪，但她的罪可不是原罪。我这种人不怎么担心原罪，更担心不是原罪的罪。还在追求拉娜时，我就担心，和她一起犯下的罪永远都不够，毕竟我俩一起将犯的不可能是原罪(4)。不过，转念一想，我和她一起可能会有犯够的时候，毕竟我还没尝试过，怎么就知道犯不够呢？很有可能，当她的春情被因我俩心灵撞击、肉体痉挛而产生的火花点燃时，我会领略到什么是无穷无尽。换句话说，我最终或许会知道何谓永恒，而无须为此求助于这样的教义：

问：何谓信徒信条？

答：笃信主，全能之父，天地之创始者——

连这两个小偷都可能听过这样的教义。对于美国人民，基督教思想不可或缺。为此，他们在天底下最珍贵的文件——美元纸币——上给这些思想留有位置。“<b>主，我们信仰所在</b>”这句教义，就是现在，也须印在他们钱夹里的美元纸币上面。两个小偷在哭，邦用棒球棒轻轻敲着他们额头。“求求你了，饶了我们！”至少这两个白痴还知道害怕，信仰的两大动机之一。用棒球棒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他俩是否知道信仰的另一大动机：爱。因为某些原因，教会爱，比教会害怕，难上加难。

将军按惯常时间到了店里。我和他随即出发了。我开车，将军坐在后排座位上。这一次，他不像往常，话极少，也没埋头读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是瞪着车窗外面。这么做，他往常会认为是浪费时间。一路上，他只给我下过一道指令：关掉音乐。往下，我俩谁也没说话。但我听到有把无声的大提琴在演奏不祥的旋律，旋律的主题定是将军日思夜想的：桑尼。桑尼指责联谊会、光复运动，说它们秘密活动，并就此在他的报纸上撰文。他的指责抨击，如同易于传播的流感，很快在流亡美国的南越人当中流传开来，且一个个变成确凿事实。这些事实又被不断渲染，变成了谣言。谣言传到我耳朵里时，就成了将军倾家荡产资助光复运动组织，或是将军独吞所得不义之财。至于不义之财，或说是美国政府给的钱，目的是让将军对美国在战争后期没有帮助南越保持沉默；或说是不但有开连锁饭店赚的钱，还有贩毒、开妓院、勒索小生意人而得的钱。有人嗤之以鼻，说光复运动是场骗局，那些在泰国的男人是鸡零狗碎，乌合之众，花着在美国的南越人的捐款。也有人赞不绝口，说那些男人是百里挑一的突击队队员，嗜血成性，渴望复仇。总之，谣言很杂，传播很广，大致拼构出如此画面：将军坐镇指挥那些没脑子的男人前往越南赴死，或是将军像亲赴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回到越南，亲率这次英勇的进攻。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里，肯定也传到了夫人耳里，自然也传到了将军耳里。毕竟，我们三人在收听同一嘈杂的谣言调幅广播。收听该广播的还有酒仙少校。此刻，他肥胖的身躯就在副驾驶座位上，肉多得快溢出来。我不敢扭头看旁边，但用眼睛余光能看见他正面对着我，三只眼睛瞪得很大。他额头上像第三只眼睛的洞，不是我钻的，但我的谋划导致了这个致命结果。如今，已死的他就用它继续盯我。他不止是鬼魂，而且是旁观者。“我很想看看这个小小故事怎么收尾。”他说道，“不过，我已知道它会怎么收尾了。难道你不知道？”

“你刚才说话了？”将军问道。

“没有，将军。”

“我听到你说话。”

“我一准在自言自语吧。”

“不要自言自语。”

“是，将军。”

不自言自语的唯一问题是，除了自己，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更想与之说话的人。听自己说话更有耐心。每个人最了解的人是自己，同时，最不了解的人也是自己。我像在一个鸡尾酒会，只想自言自语。可酒仙少校像讨嫌的客人，对我要他滚开的暗示视而不见，一个劲插话。“谋划都有生命，对吧？”他说道，“这个谋划是你生的孩子，现在，只有你才能杀死它。”在还余下的去乡村俱乐部的路上，酒仙少校就这么在我耳边絮絮叨叨。我舌头上挤满了想说给他听的话，但我竭力管住舌头，久了，舌头开始肿胀疼痛。我最望他做的，也是我曾最望父亲做的，就是从我生活中消失。我在美国收到父亲给我的信，他告诉我母亲已过世。我给敏去了一封信，写道，如果真有天主，那么，母亲不该死，该死的是父亲。“我多么希望他死！”事实上，我从美国回去后不久，他也死了。我本以为，他的死会给我带来满足感，结果并非如此。

“这是乡村俱乐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将军问道。我查对地址，确实与议员请柬上的地址一致。请柬上的确写着这就是乡村俱乐部。我也疑惑。之前，我脑袋里的图景是这样的：我们的车前行在蜿蜒的路，路上没有其它车辆；再往前，便驶上了一条铺满砾石的专车道；车道尽头，有着西服背心、系蝴蝶结领带的男仆迎候；梦幻般开场后，进入静寂的秘密场所，地上铺黑熊毛皮，观景的阔大窗户间墙上挂有角枝鹿头，鹿的犀利与透着智慧的目光穿过雪茄烟霭；户外是一大片舒展开阔的高尔夫果岭，养护果岭必需的水量超过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用水量；精力旺盛的银行家们，四个一组，练习高尔夫；掌握高尔夫挥杆技术，一要有战争般野蛮狠劲，开膛破肚式解体工会时，这种狠劲不可或缺，二是最后一击时，须做到避税所需的精细。但此刻，映入眼帘的不是令人舒心惬意的高尔夫球场，不见源源不断提供的表面满是酒靥般小坑的高尔夫球，听不到怡然自得的欢声笑语。我们到的这个地方是阿纳海姆一家牛排餐馆。餐馆档次让人想到挨家挨户推销吸尘器的推销员。这种餐馆，对于私人宴请，尤其宴请的客人中有理查德·赫德，似乎不够体面。顺便提一句，理查德·赫德正在做巡回讲座。

我将车泊在停车场。停车场里只有两类车，一类是美国车，一类是复古德国车。我跟着将军进到牛排餐馆。餐馆老板的言谈举止有弹丸之国大使味道，既傲又卑，两者融合巧妙。他听我们说议员名字，身体不再像刚才那么僵硬，柔到头恰能略略低下。他领我们穿过迷宫似的用餐隔间。隔间里坐着雄性十足的美国男人，穿各式彩色菱形毛背心或缀有领尖扣的牛津纺衬衫，面前是数量吓人的一大堆大脊骨牛排和羊肋骨肉，正大快朵颐。餐馆老板带我们上了二楼的一个包间。包间里，议员与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得足以躺下一个男人的圆桌旁说着话，每人手里端了一杯喝的东西。见此情景，蓦地，我明白过来，其实是议员刻意安排，让我们晚于其他人到场。在议员起身这当儿，我稳稳有些发慌的心。有史以来，最危险生物是穿西服的白种男人，而我此刻就和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共处一室呀。

“先生们，很高兴你们参加这次活动。”议员说道，“请允许我介绍几位。”他介绍的几个分别是，两个实力雄厚的商人，两个靠竞选上位的官员，两个律师，赫德博士。议员和赫德博士自然是重量级人物；其他几个，包括将军，是半重量级人物；我呢，当然是零重量级人物。这次聚会，赫德博士是第一焦点，其次是将军。议员这次安排，目的是帮将军或者说为将军提供一个机会，让他结交这些可能成为他的鼓吹者、支持者、投资者的人，扩大他的人脉圈。赫德博士是将军最最需要结交的对象。“赫德博士哪怕为你说一句话，”议员跟将军说道，“就能为你的事业打开多扇大门和滚滚财源。”因此，赫德博士两旁的座位特地留给将军和我。我不失时机拿出带来的他的书，请他签名。

“我注意到，这本书你读得很仔细。”博士窸窸窣窣翻着书页，说道。这本书没哪页没被我折过，像被水泡过似的，胀大了不少。“这位年轻人研究美国人性格。”议员说道，“据将军和我说的情况，也据我自己对他的观察，恐怕他比我们还了解我们。”听议员这么说，桌旁几个男人呵呵笑了，我也笑了。“如果你研究美国人性格，”赫德博士边在扉页上签名边问道，“为什么读这本书？它讲美国人少，主要讲亚洲人。”他将书递还给我。我拿着这本重量不轻的书，答道：“我以为，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一条途径似是去了解这个人怎么看待别人，尤其他怎么看待那些与我们相像的‘别人’。”赫德博士目光越过无框眼镜上沿，定在我身上。他的眼神总令我不安，尤其是这个男人写了下面这段话：

“一个普通越共战士不会反对真正的美国。他反对的是他的统治者编造出来的纸老虎。他本人不过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一个受到了共产分子蒙蔽的年轻人。假如他了解真正的美国，会认识到，美国其实是他的朋友，而非他的敌人。”（第二一三页）

赫德说的普通越共战士，准确说，不是指我。我不是一个普通越共战士。然而，他是按类论越共战士，因此也谈到了我这类人。来这之前，我又读了一遍他的这本书，发现有两处论及了我这类人。如将我的面分为A面B面，论我A面时，他写道：

“激进的越南知识分子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他可能读过杰弗逊、蒙田、马克思、托尔斯泰的书，因此自然会问，为什么他的人民迄今没有享受到被西方文明倍加称颂的人权。他是属于我们争取不过来的那类人。他已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激进的事业，不可能再回心转意。”（第三〇一页）

赫德的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我这类人最让他们不安，不会被他们争取过去。论我B面时，他写道：

“推崇美国的越南年轻人掌握着南越通向自由大门的钥匙。他们品尝过真正的可口可乐，发现它原来竟是甜的。他们看到了美国人的瑕疵，尽管如此，对我们会真诚友善地消除瑕疵充满希望。这些年轻人是我们务必培养的对象。他们最终将替代独断专行的将军们，毕竟，后者接受的是法国人的训练。”（第三八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