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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现在，每天查我牢房的娃娃脸看守动辄叫我杂种。我一直希望您手下能用好听一点的名字叫我，尊敬的指挥官。他叫我杂种，我也没觉诧异。不过坦白说，杂种两个字总归伤我。他不妨换个名字叫我，比如混种或混血，这么叫也有先例，行吗？或者，叫我梅蒂人(1)如何？法国人就不叫我混血欧亚人，而叫我梅蒂人。欧亚人一词在美国人眼里有几分浪漫，但是并不受法国人待见。在西贡，我偶尔与法国人打交道。尽管越南早已不是法国人天下，这些怀旧执拗的前殖民者仍不愿离开。法国人早年在西贡建立的运动休闲总会是他们聚集之地。在这里，他们品着法国绿茴香酒，嚼着法式鞑靼牛排。过去，西贡的一些街道，如诺罗敦大道、夏斯卢·罗巴大街、阿尔贡码头大街的两旁，可不少见这样的情景。这些街道已改名，但法国人仍叫着它们过去的法语名。他们在运动休闲总会摆出一副傲慢的新贵派头，对越南侍者颐指气使。我与他们打交道时，他们会用边境守卫查验护照的疑忌眼神打量我。
混血欧亚人的发明者不是法国人。当年在印度的英国人拥有这项发明权，他们也忍不住尝了被称作黑巧克力的印度女人的味道。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远征军跟戴太阳帽的盎格鲁人一样，也抵制不住当地女人诱惑。他们为此创造了一个新混合词美亚人，来称呼我这类人。用美亚人称呼我显然是一个错误，但我还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美国大兵在我们这个热带国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子女，多到可以成立一个小国。美国大兵，英文叫GI，Government Issue的缩写，意思是“政府的孩子”。美亚人也是政府的孩子。我的越南同胞，较之缩略语更喜欢委婉语。他们称我这类人为“生命尘埃”。更考究些，我在西方学院查阅的牛津英语词典将我定义为“佐证了人本性的孩子”。然而，在我了解的所有国家里，法律明文把我归为私生子之类。母亲称我为爱之子，不过我不想多谈。说到底，还是我父亲做得好。他压根不用任何名字称呼我。
也难怪我会追随将军，他跟我的兄弟敏和邦一样，从不嘲笑我不纯正的血统。谈到选我做他随从，将军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你做事的能力，哪怕我让你做的事或许并不是很好。”我不止一次证明了我的能力；此次安排撤离只是展示了我能力的一个方面。做这件事，合法与不合法仅一线之差，我拿捏得恰到好处。撤离的军官名单已拟定，前往机场的客车安排妥当，最重要的是，为保证顺利通行，该打点的钱也打点到位。我用作打点的一万美元，是将军请示夫人后批拨的经费。“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夫人坐在她的客厅里，喝着乌龙茶，说道。“这是非常时期，”我说道，“这么一笔钱能让九十二个人撤离，是一笔挺划算的买卖。”夫人不会不知道行情。西贡城里各种传闻如铁轨上跑着的火车，只需将耳朵贴近就能听到：签证、护照和撤离飞机上的座位都有不同的打包价，另据紧迫程度，价格又有差异，可高达数千美元。即便打点也不易，须找到愿意收钱办事的人。我先找到花花太岁少校。他是我在阮慧大街一家名为粉红的夜总会里结识的。当时，夜总会里一会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播放的震耳欲聋教人迷离的音乐，一会是加州乡村乐队的流行音乐。我俩交流时，要喊着才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的话。我了解到他是机场值班军官。我打点了他一笔，相对而言，不多不少的一千美元。他告诉了我谁在我们去机场那天把守入口，上哪儿可以找到带队中尉。
准备已就绪。邦接到了妻子儿子。七点钟，撤离的人集合，等待坐车前往机场。两辆蓝色客车停在将军别墅大门外。所有车窗用铁丝网住。假设袭击者朝车里扔掷手雷，手雷会被反弹回去。当然，若用火箭筒之类的装置向车里发射手雷，车里人只有祈祷上帝佑护了。等在别墅院子里的有好几家人，他们恨不得马上离开。夫人与别墅内务人员站在台阶上。她的几个子女静静坐在雪铁龙后排座上，像外交人员一样不动声色望着站在车大灯前抽烟的克劳德和将军。我拿着撤离人员名单，叫着男人及其家人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上前一步，我核对后指示他们上哪辆客车。每个成人和孩子均按要求只带一个箱子或一个提包。一些孩子还攥着薄毯或抱着西方面孔的塑料人偶，夸张地咧嘴大笑。邦走在最后，搀着灵的肘弯领她走向要坐的客车，灵空出的手则牵着德的手。德到了可以放开胆子走路的年龄，他的另一只手玩着黄色悠悠球。悠悠球是我从美国带给他的礼物。我朝他做了个敬礼手势，他严肃地皱眉，止住脚，抽开被灵牵着的手，也向我敬了个礼。“全部到位。”我报告将军。“好，那就出发吧。”将军用脚跟碾灭烟头，指示道。
将军还须做最后一件事：与他的贴身管家、厨师、内务以及三个年轻保姆一一话别。他们中有人曾请求跟将军撤离，但夫人没心软，予以拒绝。她认定，花钱让将军的几个军官跟着撤离，心已好得过分。她当然不无道理。我听说有一个将军，人家主动为他手下预留了飞机座位，他竟将那些高价售卖。此刻，夫人和仆人，除了一个人，都在抹泪。没哭的人是老迈的贴身管家。他甲状腺肿大的脖子上系有一条粗大领带。将军在法国人手下当中尉时，他就是将军的勤务兵。俩人一起经历了奠边府地狱般的岁月(2)。将军站在台阶下面，不敢正视他。“对不住你。”将军低着头，拿着帽子，说道。除了在夫人面前，我还没听他在谁面前道过歉。“你一直照顾得我们很好，可如今我们却没能照顾好你。不过没人会伤害你。别墅里有你需要的，尽管拿走，然后离开这里。有谁问起你，你就说不认识我，没为我做过事。至于我自己，现在可以向你发誓，为了我们的国家，我肯定战斗到底！”说着，将军哭了。我将我的手绢递给他。接下来好一阵子，谁也没说话。管家打破沉默，说道：“我向您请求一样东西，将军。”“你要什么，我的朋友？”“您的手枪。这样，我就能用它结束我的生命！”将军摇摇头，用我的手绢揩去他的眼泪。“不许这么做。回老家去，等我回来。到那时，我会送你一把手枪。”管家想行军礼，将军则向他伸过手去。不管人们现在怎么评价将军，我证明，将军是一个真诚的男人。他真诚地相信他说的每一件事情，即使他说的事情不是真的也不会成真。在这点上，将军与多数人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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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给每个仆人一个装有美元的信封，根据他们在别墅的地位厚薄不同。将军将我的手绢还给我，陪夫人上了雪铁龙。这是最后一次驾驶这辆小车，将军决定去机场这一路，由他亲自掌控包着真皮的方向盘，两台客车紧随其后。“我负责第二辆车。”克劳德对我说，“你负责第一辆车。千万别让司机跟丢了。”上车前，我在别墅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最后看它一眼。一个在南越经营橡胶农场的科西嘉人建造了这幢别墅。几代的农场主在这里住过。院旁有棵高高的老罗望子树，树冠荫翳蔽日，枝上挂着一簇簇疙瘩似的酸果，看似死去男人的手指。留在别墅的仆人像站在谢幕台口，一直站在台阶顶上。我挥挥手，向他们告别。他们一只手机械地向我挥动，另一只手攥着白色信封。月光里，信封看似车票，但他们却没有可去的地方。
从别墅去机场的路，跟西贡任何事情一样，本不必复杂，换句话说，给弄得复杂无比：出别墅大门右转上氏春路，左转上黎文决路，右转上洪塔旭路，往使馆区方向驶上一段，左转上巴斯德路，再左转上阮廷绍路，右转上李公路，最后径直驶往机场。不过，到该左转上黎文决路时，将军却拐向右边。“他开错方向了。”我负责的客车司机说道。他的几根手指头让尼古丁熏得蜡黄，他的脚指甲如刀片般锋利。“只管跟着。”我站在车门旁边，说道。为了让车里吹进凉风，车门开着。我身后第一排座位上坐着邦和灵，德坐在灵的大腿上。他的上身使劲前倾，想越过我的肩膀看车前面的景色。街上空空荡荡。广播已通知，鉴于机场遭到攻击，全城实施二十四小时宵禁。街道两旁不见人影，偶尔可见脱逃军人弃下的整套军装。有的军装整齐地码放着，从上至下依次是钢盔、衣服、裤子和靴子，看似人被射线枪汽化后留下的空壳。西贡本不是路不拾遗之城，但没人碰这些军装。
我负责的客车至少载有几个化装成平民的军人，剩下的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所有人不停咕哝，怨三怨四，我权当没听见。我的同胞就是到了天堂也能挑出刺来，会抱怨天堂没有地狱温暖。“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客车司机很是疑惑。“现在可是宵禁！走这条路会挨枪子，至少会被逮起来。”邦叹了口气，摇摇头。“他是将军。”他说道，语气像是将军没什么不可做的。事实的确如此。可司机依旧一路叨个不停。就这样过了中心市场，拐上了黎利街，直到将军在蓝山广场停下才住嘴。正对我们的是希腊风格外观的国会大厦。之前，这幢建筑是西贡歌剧院。从这里，政客们管理着我们这个乱糟糟闹哄哄的国家。这个国家像是一出跑题的喜歌剧，主唱有文官也有武将。文官们着白色西装，大腹便便。武将们髭须打理精细，着量身定制的戎装。我将身子探出车门外，抬头看见，卡拉维拉酒店顶楼酒吧窗户亮着灯光。我常陪将军去那个酒吧，会见记者，喝喝开胃酒。酒吧阳台是赏西贡市景和周边景致的绝佳处。此刻，那里隐约传来笑声。笑的人一准是外国记者，准备报道西贡行将陷落的情景，还有那些与越南不结盟国家的武官，在观察远方地平线上长平弹药库爆炸的火光以及夜空里噼噼啪啪的曳光弹。
我有一种冲动，恨不得朝传来笑声的酒吧阳台打去一梭子弹，为他们助助兴。将军下了车，我以为他有同样的冲动，但他转而往国会大厦之间草坪上立着的丑陋雕像走去。我后悔把柯达相机放在了背包里，否则就可以拍下眼前的情景：将军向一座巨型雕塑行军礼，其造型是两个冲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后面的英雄看似对前面战友的屁股很感兴趣。邦和客车上的其他男人也在向雕塑行军礼，而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这两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是在保护晴天里在他们注视下来来往往的民众呢，还是要进攻他们手中机枪枪口瞄向的国会大厦？车上有男人开始抽噎。我也举手向雕像行军礼。就在这当儿，我豁然开朗：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模棱两可。南越空军可是轰炸了独立宫(3)，南越陆军枪击并用刀刺杀死了南越第一位总统及其胞弟(4)，争权夺利的南越将军们策动了多得我数不过来的政变。第十次政变后，我认清了这个混乱荒谬的国家，既绝望又愤怒，同时感觉到一抹幽默。在这三种心态的混合作用下，我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念。
将军了却一桩心愿后上了雪铁龙。车队沿单行道徐图街经过广场，继续往前行驶。我最后看了一眼季弗罗咖啡店。在这里，我曾先后与一些正经西贡女孩享用法式香草冰淇淋，她们干瘦如木乃伊的舅妈或姨妈陪在身边，寸步不离。再往前，我看到了布罗达德咖啡店。是这家咖啡店让我爱上了可口的法式可丽饼，尽量装作没看见店外穷困潦倒的人，或颠或瘸来来往往。有的手呈杯状，捧在胸前，没手的则用牙齿咬住帽兜朝上的棒球帽帽舌，乞求施舍。截肢军人摇着空空荡荡的衣袖，像失去翅膀的鸟儿；上年纪的乞丐一声不吭，眼镜蛇似的直勾勾盯着行人；街头混混极尽夸张描述自己可怜的境况；年轻的寡妇晃着可能因为肚疼而不停哭闹的婴儿，婴儿没准是租来的；还有各式各样残疾人，展示着世上各种令人恶心的残疾。车队沿徐图街继续北行，经过一家夜总会。很多晚上，我在这里跟年轻女士跳恰恰舞。她们着超短裙，最近还蹬起了看似要撅断脚背的高跟鞋。这一带曾是自以为是皇亲贵胄的法国人金屋藏娇之地。后来，俗气的美国人把这里变成了低俗闹腾的酒吧街。有旧金山酒吧，纽约酒吧，田纳西酒吧。霓虹灯昭示着店名，自动播放机播放着乡村音乐。在酒吧放纵了一夜，谁若良心不安，出酒吧后踉跄往北，至徐图街尽头，便到了一座砖结构巴西利卡风格教堂。将军领着我们经二征夫人街，正好来到此处。教堂前立有一座白色圣母雕像。圣母马利亚双臂张开，眉目低垂，安详宽宏。她与儿子耶稣基督随时接纳徐图街上的所有罪人，虽然他们的信徒与神父们——包括我父亲——常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要求在这座教堂与敏接头，秘密汇报工作。我俩在这里单膝跪地，貌似虔诚，但其实是无神论者，不信天主只信共产主义。因此，我俩礼拜，煞是滑稽。
我们每周三下午见。这个时间教堂人少，为数不多的贵气遗孀，头披镶边纱巾或黑色丝巾，唪诵着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早不做祷告了，不过，听她们祷告，也禁不住摇舌鼓唇。她们还跟步兵一样坚韧。周末弥撒，教堂人满为患，体弱的、上年纪的，有时受不住高温闷热晕厥过去，但是她们能定定坐着做完弥撒。教堂穷，安不起空调，但换个角度看，中暑也是表示虔诚的一种方式。说到虔诚，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很难比得上西贡的兄弟姐妹，他们大多数跟我母亲和我一样，一九五四年从越共控制的北方逃过来（才九岁的我没有话语权）。敏觉得在教堂碰头饶有趣味，他和我一样曾信天主教。我俩装作是虔诚信教的军官（真正虔诚信教的军官哪有一个礼拜只做一次弥撒？）。我装作告解向他报告自己政治和个人生活的过失，敏轻声说着，当然不是神父之言，而是我的任务。
“去美国？”我问道。
“去美国。”他肯定道。
一得知将军撤离计划，我立刻向敏报告了。上礼拜三在教堂，敏的上级通过他给我布置了新任务。敏的上级是谁，我不知道。这样更安全。从中学开始，我们几个有共同追求的人成立了秘密学习小组，邦则继续走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成立学习小组是敏的主意，小组成员有三个人：敏、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敏是组长，引导我们学习革命经典，讲授党的思想要义。我知道，敏当时还是另一个秘密小组的普通成员。至于那个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一无所知。敏说过，隐秘性和层级性对革命至关重要。因此，敏的上面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它的上面又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如此往上，我估计，最顶层就是胡志明伯伯了。只要胡伯伯活着，他应该是最坚定的革命者。胡伯伯坚信，“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加宝贵。”为了这句话，我们甘愿付出生命。敏很容易理解接受这种信念，也很容易理解接受学习小组、机构和团体的话语。他的革命基因承自他的一位大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征召大伯入伍，派他去了欧洲。在那里，他专事挖坟。“最让殖民地百姓兴奋的是看光溜溜的白种男人的尸体。”大伯说过。敏这么告诉我。大伯掏过他们黏黏的粉红色内脏，悠然自得地观察过他们干瘪怪样的阳具，曾因他们腐臭的炒鸡蛋似的脑浆吐到翻江倒海。经他手埋的白种男人数以千计，这些敢死的白种男人个个年纪轻轻，死后得到的无非是蜘蛛似的政客们蛛丝般的哀辞挽语，将他们裹了起来。渐渐地，大伯明白了，原来，法国政府将精华留在国内，遣庸人杂碎去往印度支那。在殖民地任职的要么是校园里欺小凌弱的坏蛋，要么是国际象棋俱乐部里不入流的棋手，要么是血统不纯的会计，要么是舞会上不受待见的可怜虫。大伯到了法国后，能看到这类人个个不受待见，潦倒落魄。“这些在法国毫无地位可言的白种人，”大伯愤愤然道，“竟有脸要我们把他们当半个神看。”后来，大伯爱上了一个法国女护士，更加激进地反对起殖民主义。她是托洛茨基分子，声言只有法国共产党才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她鼓动下，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为了这个法国女护士，他吞下了像红茶一样难喝的漂流异乡的苦水(5)。他们俩有一个女儿。敏塞给我一张纸条，低声告诉我，这个女儿也就是他的姑妈，生活在法国。纸条上有她名字与她在巴黎第十三区的住址。敏的姑妈，我们的同胞，从未参加共产党，因此不可能被监视。“我想你不能直接寄信到越南。信由她转。她是个裁缝，养了三只暹罗猫，没有子女，个人各项记录清白。你就将信寄给她。”
我摩挲着纸条。先前设想的情景如电影画面浮现在眼前：我拒绝登上克劳德安排的飞机；将军苦求我同他一道离开。“我想留下来。”我说道，“战争快结束了。”敏双手交叉紧握，举在眼前，叹了一口气。“真快结束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光你的将军，还有其他人都想着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打久了仗的军人不会甘于退出战场。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他们哪能轻易放弃。我们得有人时刻注意他们的行动，确保他们不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我不去又会怎样？”我问道。敏抬起头，看着祭坛上方伤痕累累、泛着浅绿的基督。一张欧洲人面孔的基督在十字架上钉着，裆部裹着一块布，死时极有可能光着身子。敏意味深长地笑了，露出一口白晃晃的牙齿。“你去美国比留在这里作用更大。”这个牙医的儿子说道，“再说，就算不为自己，为了邦，你也该去美国。要是他想我们会留下来，他也不会去美国。其实哪用我劝你，你自己就想去。你就承认吧！”
我敢承认吗？我敢坦白吗？美国有超市和超级高速公路，有超音速喷气飞机和超人，有超级航母和超级碗(6)！美国不满足于在浴血诞生的那天给自己一个名字，它开历史先河坚持用USA这三个神秘的缩略字母。结果，这三个字母，如同下注，斩获成功，超越它的只有后来的四个字母USSR(7)。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自诩优越于他国，但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能为它的国家词库创造出如此多自恋的“超级”术语？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能做到不仅超级自信，而且真正超级强大？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过招时，能把对方死死摁住、叫它大喊山姆大叔(8)？
“好吧，我承认！”我说道，“我坦白。”
敏笑道：“你真够运气的。我可从没离开过我们了不起的祖国。”
“运气，是吗？你在这里至少感觉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夸张了。”他否认道。
敏否认我的话，也在情理之中。他同情支持北越革命。他的父母倒没说什么，他的兄弟姊妹却不以为然。越南许多家庭分裂成几派，再正常不过了；有的支持北越，有的支持南越，有的支持共产主义，有的支持民族主义。他们都自以为是为国奋战的爱国者，归属于这个国家。我提醒敏，这个国家可不要我。他说道：“美国也不会要你。”“也许吧。”我说道，“我毕竟不是生在美国。可我生在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