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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不再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了，不论是从年龄上讲还是从受人保护的程度上讲，我已被彻底抛弃到这个世界上任凭我打滚了。如果你像有的人想的那样，认为持续过久的亲密、亲昵和相爱，最终会导致虚假和欺骗，那么被这样抛弃到世界上，即使让人有点伤心，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耶稣称自己的母亲为“妇人”，就是这个意思。归根到底，她毕竟跟任何女人都一样。那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你必须毅然走出那同一爱史中的两三个人的小圈子，经风雨见世面。不过你也可以试着待在里面，看你能待多久。
我记得我曾到过那不勒斯的一个鱼市场（那不勒斯人不会因关系亲密而轻易让步）——在这个鱼市场上，有用彩线和柠檬片一起扎成一串串的淡菜，有从松软的体内冒出点点墨汁的鱿鱼，还有闪亮的滴着血的鲜鱼，有的鱼鳞片宛如金币，十分奇特——见到一个老乞丐闭目坐在贝壳堆里，胸前用红药水写着：我要死了，愿为你代向炼狱中你的那些心上人致意。价格：五十里拉。
无论他是死是活，这位妙趣横生的老人，都是对庇护你、爱你的小圈子里每个人的大不恭敬。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膛一起一伏，呼吸着炎热海岸的深海恶臭和一股爆炸、燃烧的气味。战事不久前就北移了。那不勒斯的路人看到这番情景，不禁哑然失笑，心中且又隐隐作痛。当他们念着这高明的行乞妙语时，心中既引起眷念和渴望，又觉得令人啼笑皆非。
你竭尽所能来使世事合乎情理，使自己通晓世故，但是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比以往更加陌生了。现在，活着的人已经跟从前不同，死去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死去，终于得到安息。
现在我对此已经深有所悟，可当时却一无所知。
于是，我的心思又返回到书本上，是读书而不是偷书。在这段时间里，我全靠咪咪还给我的钱，以及她身体复原重新工作后借给我的钱过活。跟弗雷泽不再来往后，咪咪和阿瑟·艾洪邂逅相遇，便开始跟他密切来往。她仍当女招待，我就在她工作的餐馆里吃饭。我就这样整天躺在床上读完了艾洪送我的那套“五尺书架”丛书，这些火烧水浸过的书，我仍放在原先的纸板箱里。它们总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因此，每当读到尤里西斯下地狱，或者是罗马和伦敦发生大火，再或者是善男信女们在圣保罗大教堂里寻欢作乐，我都会闻到一股能辅助阅读的气息。凯约·奥伯马克借给我几卷诗集，还时常带我去听讲座。这倒改进了他的听课情况。他不愿独自一人去听课。
大学并没有怎么使我动心，我说不清这是不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我这样说，是因为西蒙原本跟我讲定，一开春就让我继续上大学——但我的确没有动心。我可不相信那种冷冰冰的金科玉律，说什么不上大学就不能进入高级的思维领域，要想进入，就得在那些古色古香的高墙内坐下来专心读书。我总觉得它们太让人迷信，太显得宏伟。然而，当微风转向西南，携着化肥厂的粉尘从牲畜围场那边吹来，穿过高墙上漂亮的常春藤时，从野蛮的生物到高尚的生灵之间的几个阶段，似乎都被一绕而过了，说来这个圈子也兜得太大了。
那年冬天，我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了一段时间。是咪咪劝我去并取得资格的。她说这事非常简单，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完全具备那两个必要条件，既贫穷，又是公民。
问题是我不愿被派到街头的工作小队去，去看着人们拿起放下地砌着砖头；而且看到工作小队的工程进度很慢，只能达到最低的工作量时，你总会有一种毫无意义的羞愧感。不过咪咪说过，要是我自尊心太强不愿干这种活，我随时都可以辞职。她认为，我非要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不可，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在露天里跟较为淳朴的人在一起工作，对我来说更有好处。我所抱怨的并不是人，而是砖块的碰撞声和五十把锤子同时发出的令人沮丧的敲击声。不过我还是去申请了，由于咪咪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我，把这当成是她的责任，还给我钱用，而我们又并非爱侣，这实在不太公平。
不管怎么说，我的申请批准了，得到了一个四处走动的差使，这是我能期望得到的最好工作了。我被分配到住房调查队，查看房屋、水电和后院。我可以自行安排工作时间表，可以随意磨洋工，大家都料到我会这样。在寒冷的天气，我可以躲在快餐馆的后排火车座里消磨时间，一直到下班。此外，挨家挨户地串门也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有时会发现十个人挤住在一个房间里，会见到挖在街道下面的厕所和被老鼠咬伤的孩子。这种状况我实在不太喜欢。牲畜围场的臭味附在我的身上，比纪尧姆的犬类服务社的狗臊味还要让人受不了。我对贫民区的状况虽然像印度人对大象一样熟悉，可是所见到的情景，就连对我来说也完全是陌生的。各种各样的人情气味，从沁人心脾的到令人作呕的，都以不同的程度追随着我。凡是你所能想到的一切想像、激情甚至是谋杀，全都包藏在这表面看似单纯、平常的状态之中，简单粗俗得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在波兰人商店里挑选卷心菜，一个酒徒把一杯啤酒举到自己那张苍白、呆板的脸前，或者是一个店主把女式灯笼裤和弹力衣挂到服装橱窗里。
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冬末，这时，一向留心这类事情的咪咪又有了新的主意。她认为在刚刚兴起的产业工人联合运动中，也许可以为我找个事做。这是在首次静坐罢工后不久的事。咪咪是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餐馆职工工会的早期会员。倒不是因为她对她所工作的单位有什么特别不满，而是因为她相信工会，并且跟她所在的工会一个名叫格兰米克的组织者关系密切。她介绍我们相识。
格兰米克并不是那种说不上三句话就动手的粗汉，有许多方面都跟弗雷泽及赛维斯特相似。他是个大学毕业生，谈吐斯文，有点像为城市贫民区服务的福利团体中努力工作的牧师，对小流氓也态度温和，习以为常，这会使你感到有点遗憾。他的上身笔挺，但两腿相对较短，走起路来步履快疾，足尖朝内；马马虎虎地披在身上的那件双排扣长外套邋遢不堪，一头浓密的头发，是个和蔼可亲，甚至有点脆弱的人。然而，他可不是个对手们轻易对付得了的人物。他遇事应付自如，从不张皇失措。他坚毅、精明，对诡计骗术也略知一二，有时也会来两下。
我给他的印象很好，他承认，我可以成为一个组织者。他对我的态度确实非常好。我觉得我所以能给他留下好印象，不能完全归功于我自己，而是他正想方设法在追求咪咪。
可是，出于种种原因，我渐渐地对格兰米克越来越敬重。虽然他来来去去并不显眼，在餐馆的门廊和路边服务站的过道里并不特别惹人注目，可是每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他能果断地采取行动，对自己造成的局面毫不畏惧。我也佩服他有先见之明，情况还没有明朗之前，他就已胸有成竹、是非分明了。
“是的，他们正在招雇组织者。他们需要有经验的人，可是到哪儿去找这种人？问题迅速成了堆，发生得太快了。”
“奥吉正是你们应该雇用的那种人，”咪咪说，“他能说工人们的语言。”
“噢，他真的能说？”格兰米克看了我一眼说。听到咪咪这样替我吹嘘，使我禁不住笑了起来，我说我不太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语言。
在我开始干上这一工作后，我很快便发现这并没有什么影响。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踊跃加入工会，这种迫切的情绪几乎可以说出于本性，如同调换蜂箱时出现的繁忙纷乱场面，全都一心一意想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意识到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才起来罢工和抗争，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动肝火。这想必跟大迁移、争地运动或淘金热十分相似。惟一的不同是，这一次的目的在于争取正义和公道。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爆发了，人们在机器旁坐下来开会，会议非常严肃。这是汽车和轮胎工业罢工的情况，我觉得这一行动影响深远，它一直波及贫民区里最被人看不起的餐馆洗碟工。
我坐在工会办公楼的一张桌子旁，开始了我的新工作。这幢楼位于阿希兰德大街，它并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种粗陋之地，而是坚固得像一座银行大厦，里面甚至还有一个餐厅和一个台球房——在地下室里，很小，只供工会会员娱乐活动用，当然不能跟艾洪的台球房比。我原本是格兰米克的内勤工作人员，负责接接电话，处理处理办公室的事务。原来以为工作不会太忙，可以逐渐掌握我所应该知道的事。谁知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纷至沓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有个满手伤痕的老厨工，浑身的油污厚厚一层，跟矿工或隧道工身上的泥浆不相上下，他要我去见他的老板，要我马上就去；或者是来个印第安人，交来一份用诗歌写成的申诉书，它写在一只浸透炸面圈油的纸袋上。在我的房间里，没有一把椅子是空的，这个房间跟专门接待大企业职工的大办公室相隔很远。不管我怎么躲藏，都无济于事，我哪怕躲在钢板的库房里，凭着一点点暗示，也能被人找到。或者是留下了隐约的痕迹，使夜蛾迅速飞过十英里毫无线索的荒野跟踪而来。
来的有在各家旅馆工作的希腊人和黑人女服务员、勤杂工、看门人、衣帽间职工、女招待以及金色湖畔地区那些餐馆的经理等专业人员，那些地方我曾开载狗车去过，因而比较熟悉。各式各样的人物不断到来，地下管道工、管仓库的、烧锅炉的都纷纷露面，还有维修工、快餐店职工，还有头戴凹顶软毡帽、俨如大公爵的法国人，自称是“美容厨师”，活像是个歌手，不摘下手套就在名片上签名。此外，还有一脸瘾君子苍白脸色的吸毒老头，手持早期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会员证的人物，拿着介绍信来说明她们所提要求的东欧移民妇女，各种各样有着饱经沧桑面孔的人，体弱多病的人，醉醺醺的人，有的茫然失措，有的天真无邪，有的一瘸一拐，有的缓缓而行，有的精神错乱，有的固执偏激，从全身烂透的麻风病人到充满活力、腰肢笔挺的漂亮女人。因此，要是这些人跟组成薛西斯国王[1]或君士坦丁大帝[2]大军殿后的那些人没有相同之处，那么新鲜事物就一定产生了。但这些人留给我的印象是有一种古老陈旧之感。我以为幸福和欢乐是永远不变的，可是它们的反面会有多大的变化呢？
我和这些人周旋，签发证件同意他们入会，并向他们解释入会后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些工作时，态度并不全是和蔼可亲，认真细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非常草率仓促，特别是当我想抽身外出的时候。可是他们的要求十分强烈，都认为算账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们一心想把你拖离办公室的桌子，要你跟他们一起走。可是我只能答应保证去进行调查。
“什么时候？”
“很快，尽快去。我们积攒着一大堆事要办。不过很快就能去。”
“狗娘养的东西！那班家伙！我们这就等着收拾他们。你真该去瞧瞧那个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