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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翻开《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和她的童年”，一个男孩落入眼底。他就是儿时的张子静，小爱玲一岁的弟弟。他坐在姐姐爱玲的身边，抱着玩具。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下有清澈的眼神和不谙世事的笑容。
我读到的，看到的他总是怯怯的，好像笼罩在诸葛亮阴影下的刘禅一样，很少被正视，被关注。有爱玲这样一个才华惊世的姐姐，他从来都在她光芒的庇荫下，黯然站立着。爱玲谈苏青，谈炎樱，谈得朗朗落落，却对惟一的弟弟不及多言。他只是她言头笔下偶尔飘忽的影子。
中学时代的爱玲已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希望弟弟成为自己期望的那种人。她总是那样霸道，小时候玩游戏，她要张子静听她调派，他不愿听，两个人就吵起来。有一次和家人去杭州玩，爱玲想到有好电影上映，立时要赶回上海来。没奈何，张子静只得陪着她回来，连看了两场，他喊头疼，爱玲却一点不在意，只说道：“要是赶不回来，我才难受呢？”他的忠厚，映衬了爱玲的任性。
童年的爱玲有张子静的陪伴是她的幸福。老天不放心她独自在那个阴霾的天空下活着，所以给了她一个弟弟。他们有相连的血缘，有共同的成长背景，一起经历年幼年少时家族的繁盛，也见证了它的没落。
父母剧烈争吵时，爱玲和他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小小的三轮车。两个人都不做声，他怯怯的，慌乱的，像小鹿一样受惊的眼神。爱玲想来多了一点倔意，一声不吭地看着晚春阳台上的绿竹帘子，满地密麻的阳光，想着心事。她与弟弟安静地相对，多少有些安慰。
两个人真的比一个人好。
长大了，爱玲被母亲拐送到学校里去。母亲为她推开了一扇窗，爱玲由此看到外面壮阔的世界，否则即使她天资颖悟，最终也不免走上女学生到少奶奶一条绝径。
而他却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父亲躺在烟铺上对继母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我们看见一个寂寞的男孩，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满脸无助，让人心疼。即使长大了，他也一直处于被“欺压”的状态。没有人对他歉意，因为他聪明只是普通人的聪明，不够天资卓绝。他的被湮没，仿佛理所当然。即使姐姐爱玲，对他的歉意也不深。这让我想起自己评价胡兰成的四个字：“天性凉薄”。爱玲也是如此。
他的一生似乎都是被忽略的。世事不公，一些人注定天生光彩照人，历经坎坷仍旧会成为画里的绝胜风光，另一些人却只能模糊地存在，化作背景。同样的出生，竟是如此迥然相异的人生。比如爱玲，一个在读书时几乎自闭的怪人，被父亲“拘禁”了半年，逃了出来，成为一代名家，而张子静郁郁落落，孤独惨淡一生。《茉莉香片》里的传庆性情懦弱孤僻，接近变态的边缘，或许可看做是爱玲自己和弟弟个性的拼合。
一九三八年初，爱玲逃离了那个家，而他孤单地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他被父亲打嘴巴，继母冷眼旁观，他却逆来顺受。看在眼里，爱玲深为他悲哀，觉得弟弟不懂反抗，或者已经忘记了反抗，只觉得“一阵寒冷的悲哀”。
他的心又何尝不是悲哀呢？“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一九三八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浅淡的几句，这个温厚的孩子，内心的伤感宣泄出来。
他也曾有过反抗。有一年的暑假，他和姐姐一样逃到了母亲家，带着他的篮球鞋。但是命运安排了他母亲说：“我的经济能力要供养你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你要回父亲的家，好好的读书。”
他和姐姐都哭了。但是最后还是他一个人回去了，带着他的篮球鞋。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心痛。乱世中，人人自身难保，爱玲也无能为力。
我想，若是时光倒流，我必定去找张子静。在他哭泣着抱着他的篮球鞋奔跑在回家的路上时，站在他面前，对他说：“牵我的手，带你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