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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一次被关进了监狱，如三个月后不上诉就将被执行死刑。这是他在监狱里度过的第九个年头了。
监狱里的一年为一渡，渡，就是要从此岸到达彼岸。前八年他都渡过来了，但这第九渡，他过不去了。
<h3>一</h3>
“白毛，你的信。”
一个顶着一头花白头发的年轻人从角落里站起来，那头白发在灯光里闪着一种银质的光泽，钝而明亮。他的手先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才小心翼翼接过那封信。
狱警手里的最后一封信也分出去了，众犯人却还像一群没有分到食物的猴子一样，懊恼地、不甘地围着他，恨不得从他手里再长出几封信来。狱警不再理会他们，咔嗒一声关了牢房的门。犯人们像再次被推进了洞底，高高的铁窗像洞口一样悬在半空中，洞口里沉着几点金色的星光，但是深不见底。
青森的灯光带着一种灯光本身的体重往苍白的墙壁上挤，墙壁上便被逼出一种墓碑上的潮湿。灯光从高处坠下，压在每个犯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脸上都被榨出了一轮阴影，阴影深处是两只木质的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一盯就是很久，像是钉子钉进去了一样。监狱里的每一天每一夜都长得极其相似，就像一棵巨大的植物，夜以继日遮天蔽日地生长着，自顾自地繁衍出一片又一片纹理相同的叶子。
在监狱里，没有星期，也无所谓月份，只有无边无际的时间像一条大河一样往前狂奔，犯人们便自制出一套监狱里的历法，那就是以收到一份家书作为一个月的开始。从这天开始往下数，一直数到三十天的时候收到另一封家书，这就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然后再数下去。所以，一旦书信没有准时到达，犯人们便觉得历法突然失效了，时间忽然之间紊乱了，荒凉而杂芜地疯长成一片，看不到尽头。真正让人恐惧的就是时间深处这种无边无际的荒凉。这种荒凉要比他们的生命本身更强悍、更坚硬，它们像牙齿一样牢牢长在他们身上，不会腐烂，不会死亡，只会像饥饿和干渴一样把他们掏空。
生活在监狱里的人就像生活在一座荒岛上，四周都是汪洋，他们根本不可能从这里逃出去。那些信便是他们和这个世界唯一的血脉联系。那是血管，不是别的。一旦这血管断了，他们便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了，他们会在这暗无天日的角落里逐渐干枯成时光下面的化石。所以，有信来的日子便是监狱里的节日。
几束目光带着忌妒落在白头发小伙子的手里，就像有几个人的体重同时向他压了过来。他本名叫王泽强，白毛是他的外号。他十六岁进了少教所，两年后又转到监狱里，他的头发是从进了监狱后开始变白的。这是他在监狱里的第八年了，他像一株植物一样，过一秋头发便白一层，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一根黑头发了。一头白发在灯光下闪着一种银色的寒光，每一根白发都是通体透亮的，像白色的羽毛。然后，白发下面是一张年轻的铁灰色的脸，散发出的也是坚硬的铁气。这使他看起来就像一株被嫁接来的奇异的植物。
一株身首异处的植物。
王泽强坐在铺上，把两条腿一盘，就像一只虫子突然把所有的触角都收回去了。他开始小心地却是极其安静地看信。这种异样的安静像栅栏一样围在他身边，把那些目光挡在了外面，近不了他的身。信已经是开口的，监狱里的每封信都要被监狱里的管理人员先检查过才能到犯人们手中，有时候一封信在他们手里半个月之后才能辗转到犯人们手里。同样，犯人们寄出去的信也要被看过才能往出寄。他从已经撕开的信封里取出了里面的信，顶着一头白发，缩在荒野一般的灯光深处，像一个冻手冻脚的雪人一样，开始瑟缩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信。
信是他母亲刘晋芳写来的，每个月一封，每封信都是两页，信的最开头永远是“强强”两个字。他先是攥着这两个字，久久不愿放开，就像在走进一间温暖的屋子前先捂着两块炭火暖暖身，以适应里面的温度。然后，他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每一个字都要看很久，看实了，焐热了，咬碎了，已经消化下去了，才去看第二个字。他舍不得看完。看完第一遍再回头去看第二遍，然后是第三遍，反反复复咀嚼。直到熄灯之后，他才把信叠起来放在枕头边，一只手搭在信上睡觉，就像有一个人正睡在他的身边。
在监狱的八年时间里，每个晚上他都守着这些信，这些信也守着他，逐渐地，它们被他守成了一个人形——一个有体温的会说话的人形，默默地陪了他八年。
一封信的余温够他用个十天八天的，在最后一点余温散尽的时候他便开始等下一封信的到来。等信的时候是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旷野里独行的孤独感，好在他心里知道走一段路总有歇脚的时候。这八年里，刘晋芳的信每个月都会按时到的，风雨无阻。但是这八年里，他没有见过她一面。她从来没有到监狱看过他，她只在信里告诉他，她身体不好，走不了远路，从家里走到学校都气喘吁吁地不能讲课。她还说，怕见了他两个人都会难过，不如不见。她说，只要习惯不见了就不会老是盼着见，没盼头的人才能刀枪不入，什么都伤不了他。她在每封信的结尾都会说她在家里等着他，等着他回去给他做好吃的。她一次次地告诉他，要好好表现，八年很快就会过去的，到了第九年头上他就能出去了。她在每一封信里都反复告诉他，八年就是一瞬间，就是一瞬间。
于是，他一直活在一种错觉中，那就是，八年就是一瞬间。
现在已经是第八年了，再过三个月就到年底了，那时候王泽强就能出去了。回头一看，八年真的是一瞬间，像一滴水。这八年里他想起刘晋芳的时候，总觉得她的脸是在一节迎面驶过的火车车厢里，在车厢昏暗的灯光里，这张脸倏忽就不见了，正驶向异乡。他甚至都来不及看清她的五官，她的眉眼像宣纸落在水里一样，丝丝缕缕的墨迹倏忽就溶化了，烟雾一般幽静地缠绕在一处，像一只茧一般把她包裹在最里面。他看不清她，也摸不到她。但是他知道她就在那只茧里等着他，这八年里她像一块玉佩一样被他随身带着，贴着最深的皮肤，硌着他，暖着他。他也想曾小丽，想起她的时候，她也是面目模糊的，她和刘晋芳就像月光下的两道影子，可以在他身体里随意出入，却始终都留给他背面。他看不到她们的脸，似乎她们一旦在阳光下显形就会蒸发。她们是住在他身体深处的两个鬼魅，八年里他用一寸寸的时光和思念喂养着她们，他是心甘情愿这样的，因为他怕她们离开，她们要是离开了，他就剩一具空空的躯壳了，像颓垣残壁一样荒凉无依，只有岁月的风声呜咽着穿过。
他情愿她们就住在里面，即使这八年时间里他根本不可能见她们一面。他是她们的巢穴，只是她们不知道。
刘晋芳不是王泽强的亲生母亲。他是被曾祖母带大的。他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因为他是个私生子。据说当年他被关在一只鸡笼子里摆在路边，谁想抱走就抱走。最后收留他的是曾祖母。曾祖母带着他回到村子里，一直养到他十岁。据说他的父母亲最终还是没有结婚，他们十年里都没有去看过他。他们恨不得他不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是一种罪证。他十岁那年，曾祖母已经九十多岁了，嘴里已经没有一颗牙了。吃东西的时候，她用牙床把东西一点点磨碎，像石磨似的，再就着水咽下去。曾祖母太老了，她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时就像一只风干的丝瓜挂在那里。她每天用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在眼睛上搭起凉棚看着来来去去的村里人。她和人说话的时候，就张开没有牙齿的嘴，露出里面孤零零的舌头，因为没有牙齿，声音是走风漏气的，像四处是洞，说出来的话也像是被剪过一样，短了一截。她眼角的皱纹太深了，像堆叠的矿石一样把两只眼睛深深埋在下面。他就跟着这样一个老人过了十年。
十年后的一天，曾祖母忽然带着他去见了一个人。这是个女人，他认识，是他们村小学的语文老师，叫刘晋芳。刘晋芳原来是镇上中学的老师，三年前自愿来了村里当老师，三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小孩子们见了她都有些害怕。她不苟言笑，常年梳一种古怪的发式，就是把两条麻花辫高高盘在头顶，像一朵云垛在那里，使她看起来像戴着什么巍峨的冠冕，又像长着两只巨大的角。她的脸极消瘦，颧骨高耸，眼睛深陷，薄得几乎看不见的两扇嘴唇终日抿在一起，似乎根本就没有开口说话的打算。她确实见了谁都不说话，头和发髻一起向上昂着，细长的脖子里像是被卡了弹簧，直直绷着。村里人见了她也不说话，因为她虽是移民，根子不在这里，但她身上那点事还是像瘟疫一样也被带了过来，杀都杀不死。
据说，刘晋芳为了能调到省城的学校去，在镇上当了几年的老师都没有找对象结婚，一心要到省城去。为了能调进省城去，她先是和镇长睡觉，然后又和镇上的书记睡觉，偏偏镇长和书记关系一直不好，明里暗里地斗了很多年。一天晚上，他们正好在刘晋芳宿舍门口碰见了。那个书记刚出来就看见镇长走到门口，正准备进去，就丢下一句话：“她屁股上可长着一颗红痣呢，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镇长进去后急忙脱下她的衣服，一看她屁股上果然有颗红痣，也不是一次两次看了，他以前真没注意到。镇长当时就软下来了，折腾了一晚上都进不去。据说之后他还吃了不少中药。听说她还和镇上中学的校长睡过，那校长酸文假醋的，可能也是答应要帮她调动吧。他睡完了还要四处给别人讲细节，传得几乎全镇都知道了。
刘晋芳便自愿去了村里的小学当老师，省城去不成反落到村里，她成了卡在村里人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吃不进去也吐不出来。每次她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学生们都紧张而神秘地盯着她看，就像看着庙宇里的神像。有时候上课铃都响过五分钟了，她才顶着高高的发髻无声地飘进教室。有一次她站在讲台上，有的学生发现她衣服上中间一粒扣子没有扣，像一扇窗户露出了里面的内衣。
有时候下课了，她还坐在教室门口不走，坐在那里看女生们跳皮筋。偶尔有一个学生忽然发现她坐着的居然是她那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杯子。她用屁股尖坐在这只细长的玻璃杯上，就像被钉在一根针上一样，津津有味地看着女生们跳皮筋。女生们被她看得都不会跳了，纷纷败下阵来。
曾祖母带着王泽强一共去了刘晋芳家里三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太早了些，刘晋芳一开门，她一头极长的黑头发便像水草一样把整个门缝塞得满满的。她还来不及把头发垛在头顶。王泽强从没有见过这么长这么茂密的头发，简直有些杀气腾腾的感觉，妖冶地不顾死活地生长着。头发因为太长了，把她那张脸和身体都裹了进去，像裹进了一只头发编成的笼子里。她躲在那笼子的深处，像兽一样看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