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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查尔斯·莫尔顿[1]
加州洛杉矶36街区德雷克赛尔大道6520号
1945年12月12日
亲爱的查尔斯：
我早八辈子就该给你写信了，我想你一定怀疑我是否还在人世。有时候我自己也这么怀疑。在我研究你那两封信看有何需要我回答的问题之前，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对好莱坞的猛烈开火[2]只换来了冰封般的沉寂。我觉得不管地方报纸还是商业新闻对此都没有报道（但我也不确定）。欧文·霍夫曼[3]在他的专栏里提了一句，但是他在这儿起不到什么作用，虽然《好莱坞报道》[4]也发表他的东西。考虑到我那篇文章的主题，以及好莱坞对作者声望的无视，还有《大西洋月刊》，我有理由觉得，对这一主题的压制是应了制片厂负责宣传的头儿的要求。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我倾向于这种看法。我也拐弯抹角地听说，那篇文章反响不佳。派拉蒙影业的编剧告诉我的经纪人，那篇东西让我在派拉蒙的制片人那里没落着什么好。查理·布拉克特[5]用他过气的玩笑话写道：“钱德勒的小说不够好，可他的影片又不够差劲，无法为他那篇文章开脱。”我不惜耗费了一点儿时间，想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似乎认为，能对好莱坞说三道四的，要么是（a）在好莱坞混不下去的，要么是（b）好莱坞以外别的地方的名人。我本可以给布拉克特先生一个回应，告诉他，如果我的小说不够好，是不会有人请我到好莱坞来的；但如果我的小说再好上那么一点儿，我也就不会来了。当然，正如你我所知，不管风潮如何极端，够格与好莱坞过招的人必须名气够响，这样才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且不能在好莱坞浸淫太久，免得主次不分；但在这儿待的时间又得够长，并且有所作为，才不会被诟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注意到（和《邮报》[6]不同的是）你没有打开我的读者来信。真是太可惜了，本来你可以说说这个的。信虽不多，但是有一封写得特别好，来自贝尔尼·雷[7]。还有一封是“斯塔兹·朗尼根[8]”写来的，我还没回信。他觉得我步子迈得还不够大，认为我应该把好莱坞和当下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就是思想深邃的人们最糟糕的地方。他们就是不让你好好说话，再戴好帽子太太平平回家去。对他们而言，任何作品都旨在展现人类为了体面高雅地传词达意所作出的努力，或是像儒勒·罗曼[9]的又一卷诗歌。当然他们也言之有理，总比沃尔科特·吉布斯[10]要正确得多。吉布斯的某些观点从智力角度来说是不健全的，他认为只要对一种艺术实践得不够好，那么它就是糟糕的艺术（我怀疑他没有读过《克拉丽莎·哈洛》[11]）。他还有些观点从社会角度和事实角度来看也都站不住脚，比如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要比家里的厨子聪明。我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我喜欢他的表达方式。我也喜欢《纽约客》杂志的冷幽默风格，但并无意愿想要跟风。已经有太多本可自成一派的人变成了《纽约客》类型的作家。我倒想问问沃尔科特，他是不是真心认为《最后一笑》[12]、《杂耍班》[13]、《M就是凶手》[14]、《梅耶林》[15]、《荒林艳骨》[16]、《党同伐异》[17]、《小狐狸》[18]（大银幕版）和《房东小姐》[19]之类作品的艺术媒介着实比不上《亲爱的露西》[20]、《野鸽之声》[21]、《有前科的坦克瑞夫人》[22]、《狮子与老鼠》、《俄克拉何马》[23]、《亲爱的布鲁特斯》[24]、《结婚》[25]等等的媒介。如果他同意前者并不比后者差，那么我还想请问，文艺评论在艺术的发展和自修方面是否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确有其用，那么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他不想做影评，因为电影既差劲又无趣，然而他愿意做剧评，因为戏剧既精彩又有趣。这也许是他的特权，但绝不是一个评论家应有的观点。
假如你还想把这篇文章收入你的选集，我想指出几点有失妥当的地方，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虽然不是什么大错，但能改过来总是好的。我指的是哪些地方呢？有些可能只是排印错误而已。但有一点我不得不说，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懂——从最后起倒数第九行，是这么写的：“检验艺术成果的眼光也不要极尽苛责。”而实际上我写的是：“不要用极尽苛责的眼光检验艺术成果。”我相信，虽然不很确定，原稿校样里就是这么写的，也许在修订稿校样里不是这样。很明显，有人无端保留了他自以为可以改进风格的想法，调换了单词的顺序。句子长度倒是没变，否则也嵌不进去。我承认，我完全被这其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态度给镇住了。因为这种态度让我不禁猜想，是否在某些受雇来编辑稿件的家伙看来，他能比投稿的人写得更好？他对遣词造句、抑扬顿挫的把握所知更多？一个用有力（重音）音节结尾的分句，本意就是为了凸显它的力度，他觉得调换词序、用软弱无力的副词结尾，是把原句改得更好？有人犯了这样的错误，我并不介意。无所谓。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个人看法问题，虽然我不想苟同。但问题是，有人凭一己之意决断，认为钱德勒使用这样的词序是文风浮夸的表现，而钱德勒本人压根儿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对自己浮夸的文风毫不自知。所以这个不知什么阿猫阿狗就拿起了肥肥的红铅笔大改特改，“要让钱德勒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改完的东西堪比《威霍肯县志》的编辑在自己的每周社论里写“巧用铁丝去除AA级鸡蛋上的鸡屎”……苍天啊！
虽然我还是对着医用肾形盘咳得死去活来，但仍旧要感谢你捎来设立哈佛尼曼奖学金[26]的那位太太的溢美之词。你的朋友戴尔·沃伦对《马耳他之鹰》的评论让我有点儿回不过神来。显然，他认为这部小说远不如《利文沃兹案》[27]（此书可以当笑话一读，要是还没看过的话）。不久前我重读了《马耳他之鹰》一书。我举手投降。这间屋子里有精神病人发病了——那准定是我。说实话，我的确能想到一些比《鹰》更好的文笔，对人生的态度更为和缓、更有温度，结尾也更加花哨。但是，天呐，如果你能找出20本大约20年前写的书，现在看来依然和《鹰》一样具有胆识和生命力，我愿意就着埃德蒙·威尔逊[28]的脑袋把它们都吃下去。真的，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到底还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写东西？他们是不是已经彻底把这桩该死的营生和主题、意义搅和在一起了？究竟谁才是赢家？之后又能拥有多少银幕上的权力？还是说你只要不是个分子物理学家，就没文化？诸如此类。环顾四周，就没有一个会读书的人，更别提还能对作者是否会写作说出个所以然了。就连可怜的老埃德蒙·威尔逊，写起东西来像是假牙都已经戴不稳了（这话是德沃托[29]说的吗？），几周前也在《纽约客》杂志上阴沟里翻船。他在对马昆德[30]最新作品的评论中写道：“辛克莱·刘易斯[31]的小说，不论会遭到怎样的非议，总还是出自一名作家之手——这是用想象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藉由特定的艺术家之手对其进行着色和塑型的创造。”好的作家仅仅做到这些就够了吗？天啊，我一直认为是的，但我不知道威尔逊也知道这一点。
如果我能为你写上一篇题为《不重要性的重要性》的文章，我会用我一贯的窑子风格向你展示：小说写了些什么鬼玩意，压根儿就不重要。不管身处什么时代、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只有施展了文字的魔力，才能写出真正的小说。而创作的主题只不过是作家想象力的一块跳板。小说艺术——如果现在还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从一无所有到能够人工合成只不过经历了300年的时间，现如今已经达到了如此完美的机械化程度，区分小说家的唯一方法就是看他们写的究竟是比尤特的矿工、中国的苦力、布朗克斯的犹太人还是长岛上的股票经纪人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所有的女作家和大部分的男作家写出的东西都毫无二致，或者至少是从半打已经彻底标准化了的产品中择选一种。除去那些不可避免的细微的差异（从长远看来这些差异可谓微乎其微），这些破玩意儿用机器也能做得出来，这种情况指日可待。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写无可写的“作家”，瞎胡搞地整些幺蛾子。
我觉得你们都疯了。我要去干我的电影事业了。说不定甚至会去当个制片人。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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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莫尔顿（Charles Morton）时任《大西洋月刊》（<i>The Atlantic Monthly</i>）编辑。
[2]此处所指应为1945年11月钱德勒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好莱坞作家》（<i>Writers in Hollywood</i>）一文，文中对扼杀剧作家天才的好莱坞体系及剧作家受到的不公待遇进行了剖析及鞭挞。
[3]欧文•霍夫曼（Irving Hoffman）为《好莱坞报道》专栏作家。
[4]《好莱坞报道》（<i>The Hollywood Reporter</i>）是美国娱乐界行业杂志，由威廉·R.威尔克森（William R. Wilkerson）于1930年9月1日创办，最初只报道有关好莱坞的电影新闻，在1950年代电视普及后亦开始报道电视新闻。
[5]查理·威廉·布拉克特（Charles William Brackett，1892-1969），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及电影制片人。
[6]此处应指《星期六晚邮报》（<i>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i>）杂志，1897年创刊于美国，雷蒙德·钱德勒曾于20世纪30年代为其撰文。
[7]小贝尔尼·雷（Beirne Lay Jr.，1909-1982），美国作家、航空作家及好莱坞剧作家，曾于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空军。
[8]此处指代的应为美国小说家詹姆斯·托·法雷尔（James T. Farrell，1904-1979）。詹姆斯因代表作《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i>The Studs Lonigan Trilogy</i>）而知名。
[9]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原名路易·法里古勒（Louis Farigoule），法国小说家、诗人、“一体主义”诗歌倡导者。罗曼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同情劳动群众，主张作家不仅应表现个人，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更应反映群众的共同命运和集体一致的心理。他还提出诗人个人的内心生活不应作为诗的题材，而群众的共同生活、人类的爱才是真正诗的题材。
[10]沃尔科特·吉布斯（Wolcott Gibbs，1902-1958），美国幽默作家、戏剧批评家、编辑、剧作家及短篇小说家。自1927年起担任《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直至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