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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爱玲在纽约一个普通的公寓逝世。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很多天。
她安静地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体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朝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遗容安详，出奇的瘦。屋里用来保暖用的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放在地上。此外，还有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椅子。
我可以想像爱玲死去，却无法承认她会老。虽然，《对照记》中我见过她出国后的照片，但我对她容貌的想像却永远停留在四十年代上海那个衣着绚丽、正大仙容的女子。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她的死依然是惊艳的，她着光鲜亮丽的旗袍，静静躺在那里，干净而整洁，是她二三十岁时的样子。
我努力想像着她在死亡的那一瞬究竟在想些什么，却始终都无法找准那个入口。我的脑海里如电影结束后银幕上那一片亮闪闪的空白。
报道上说她遗容安详，那么她是在睡梦中死去么？于她而言，干干净净且安安静静地死去，是最好的结局。爱玲未必认可庄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的超然论调，但是至少她是从容的。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人生不过是一场寂寞的旅行。
其实，死亡对于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恐惧，它只是生命的一个必然手续罢了。早在一九九二年，她就拟订了自己的“最终遗嘱”。遗嘱中写道：一、一旦辞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在陆地，应撒在荒野处。
对于爱玲，死并不是最大的意义，但是她骨子里的清洁自许让她不允许自己死得丑陋而慌乱。对她来说，死也要死得从容不迫，不失大雅之风。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三毛——一个喜欢爱玲到骨子里的女子。她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一生都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和自己彻底的绝望争斗。她写《撒哈拉的故事》、《闹学记》和《我的宝贝》，文字里透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然而，到底她灵魂的底子还是那个写《雨季不再来》的黯然女孩，绝望彷徨，找不到力量。她最终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选择了在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的死亡方式。她的死，让我觉得可怖。
死亡是对一个爱恋对象最好的结局。为了保持一个完整的才华横溢的形象，许多作者会在她江郎才尽时选择自杀。
某些时候，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事物，我的要求总是苛刻的。如果说三毛选择死亡的方式让我始终不能正面的话，那么爱玲的死是一种比较符合我理想的方式。
重读爱玲的文字，大多数写的是生的悲哀，鲜有论及死亡的。或者，在她那个时代能好好地活着比死更叫人为难。
在《我看苏青》中苏青问她：“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度呢？”
爱玲说：“我想也是有的。但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能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一语成谶，爱玲自从五十年代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踏入故国的土地。她的上海从此逝去，而她也只能在别人的国度，别人的时代里静静地活着。晚年的爱玲是寂寞的，但是于她寂寞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寂寞至少是自由的，不用证明什么，不用争取什么，也不用承担什么。
胡兰成说过：“爱玲从不牵愁扯恨。”她不会感怀身世到自怜自伤，会做的只是让自己干净地生活，然后，再干净地死去。于是，就算是缅怀，我们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感伤，她只会写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是怎样一种哀而不伤的大家之风啊！
爱玲的死是安静，仿佛一株植物，一棵树的死去，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
公元一九九五年，她带着她血液中流淌的往事静默地告别人世。自此，一个流光飞舞、金沙弥漫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