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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在卡文葛大楼六楼的窝里，我开始玩每日例行的“双杀”(1)，对付早晨送来的邮件，从信箱到办公桌再到垃圾箱，“廷克传给埃弗斯再传给钱斯”。我在办公桌上腾出一块地方，展开复印件。我把它卷起来是怕弄出折痕。
我又读了一遍。信写得详尽合理，足以使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读者满意。艾琳·韦德出于一时忌妒，杀了特里的妻子，后来又蓄意安排，等待机会，杀了罗杰·韦德，因为她确信他已经知晓内情。那晚在罗杰房间里手枪走火、子弹打进天花板的事也是有意安排的。无从回答且将永远没有答案的是为什么罗杰·韦德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是由着她得手。他一定已经明白结局会是什么样。所以他毫不在乎地损毁自己。操纵语言是他的本行，他的语言几乎无所不及，唯独对此事片言不留。
最近一次开的杜冷丁还剩四十六片，我打算把它们全吞下去，然后上床躺下。房门锁着。只消短短一段时间，我便救不过来了。霍华德，我希望你明白，我面对着死亡写下这些，每个字都是真实的。我没有遗憾——也许除了没能趁他们在一起时把他们同时杀掉。对那个别人叫他特里·伦诺克斯的人——保罗，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他是那个我曾爱过、嫁过的男人的空皮囊。那天下午是唯一一次，我见到了战后回来的他——起初我没认出他来，后来我认出来了，而他立即就认出了我。他应当在挪威的皑皑白雪里英年早逝，我那献给死神的恋人。他回来了，与赌徒为友，为富娼之夫，成了个受宠而堕落的男人，或许之前还干过坑蒙拐骗的勾当。时间使一切都变得低劣平庸，满目疮痍，皱纹累累。人生的悲剧，霍华德，并非英年早逝，而是日益老去且日益下贱。我不会步此后尘。别了，霍华德。
我将复印件收进办公桌抽屉里，锁上。午餐时间到了，但我没胃口。我从抽屉深处拿出一瓶特地留在办公室的酒，喝了一大口，然后从桌边的挂钩上取下电话簿，查找《新闻报》的号码，拨了号，告诉接电话的女孩，我要找朗尼·摩根。
“摩根先生要四点左右才会回来。你可以打去市政厅新闻发布室看看。”
我打了过去，找到了他。他倒是很清楚地记得我。“我听说你很忙啊。”
“如果你感兴趣，我有东西给你。不过我想你不会感兴趣。”
“是吗？譬如……”
“一份两起杀人案的自白书复印件。”
“你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他想知道详情，但我不愿在电话里跟他讲。他说他不跑警事新闻。我说不管怎样他仍然是城中唯一一家独立报纸的记者。他还想争辩。
“这玩意儿你从哪里弄来的？我怎么知道它值不值得我花时间？”
“正本在地区检察官手里。他们不会发布出去，因为会揭开两件已经封档的案子。”
“我再给你打过去，要先请示一下上司。”
我们挂断了电话。我去便利店买了一份鸡肉色拉三明治，喝了点咖啡。咖啡太浓，三明治太油腻，像是从旧衬衫上扯下来的玩意儿。只要是烤出来的、用两根牙签串起来、边上露出莴苣叶子的东西，美国人一概来者不拒，莴苣叶子稍微烂点就更好了。
三点半左右，朗尼·摩根来见我。他还是那晚从监狱送我回家时那样，瘦得像根电线似的，疲疲沓沓，面无表情。他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
“舍曼先生——就是总编辑——说我可以跟你接触接触，看看你手上有什么。”
“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不然不能公开发表。”我打开办公桌抽屉，将复印件递给他。他飞快地将四页纸扫了一遍，开始细读起来。他看上去相当兴奋——就好像寒酸的葬礼上的殡葬承办人。
“给我电话。”
我将电话机推过去。他拨了号，等了一会儿，说：“我是摩根，我要和舍曼先生说话。”他又等了一会儿，电话转到另一个女人那里，最后才找到总编，他要总编用另外一部电话打回来。
他挂上听筒，坐在那里，将电话搁在大腿上，食指摁住按钮。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他拿起听筒凑近耳朵。
“是我，舍曼先生。”
他将纸上的内容逐字逐句念了一遍，念完后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等一下，先生。”他放下听筒，从桌子那边望过来。“他想知道这份东西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