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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蓝
七年前，康涅狄格州，银山医院。
那个秋天，Esther每个周末的日程安排都是差不多的——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开三个钟头的车去康涅狄格乡下一所精神科医院，探望她的男友Han。就像她生活中其他方方面面一样，她也尽量把这件事情做到无可挑剔——她按照医生的嘱咐，尽可能自然地和他聊天，打扮得随意洒脱，有时看起来像Amelia Earhart〔1〕，有时则模仿Sofia Coppola〔2〕，若是碰上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还会带三明治和红葡萄酒过去，在医院的草坪上野餐。
在那段日子里，Han几乎从不主动开口说话，不管是对医生、护士、病友，还是对她。Esther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失眠，是否仍旧被梦魇所扰，但当他闭着眼睛仰面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完全就是他们初识时的样子，精神看起来已经好了许多，心情似乎也不错。于是她便乐观地断定，圣诞节之前，他就可以跟她回纽约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Esther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把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Han没有像她原先计划的那样很快好起来。用医生的话来说，他状态稳定，但始终没有明显的好转，他还是在做那些梦，却什么都不愿意说。他似乎安于这种状态，离开原来生活的圈子让他觉得更自在，这里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知道他做过什么，所以，他什么都不必想，什么都不必做。
感恩节之后，Esther渐渐失掉她的耐心，她开始对Han描绘将来，说她要找一间新公寓，位置最好在她将来工作的地方和芭蕾舞团之间。她可以先一个人去看房子，再把照片发给Han看，他们必须抓紧一点，十二月之前就把地方定下来，然后花一个半月装修，新年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她委婉地暗示，那将会是他们全新的开始，并为这个开始设下一个截止日——圣诞节，最晚不超过元旦，这样Han就可以在一月份回到芭蕾舞团，赶上春天的演出季了。
Han静静地听她说完，伸手碰了碰她的头发，开玩笑似的问：“如果我不再跳舞了，这件事还算数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Esther觉得喉咙哽住了。
“如果我不再跳舞了，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吗？”他换了一种更坦白的方式重复那个问题。
Esther僵在那里，无数种不同的答案在她唇齿之间冲突碰撞，过了很久她才艰难地回答：“我没办法爱一个就这样放弃自己才华的人，我觉得这样很懦弱。”
Han看着她，像往常一样，没有多少情感流露，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恐怕我就是这样懦弱。”然后对她说抱歉，以及再见，要她不要再来看他了，因为他对她来说不够好。
Esther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哭，那段回忆只给她留下一种窒息般沉重的感觉。那天之后，她仍旧每周都去银山医院。Han比她更坚决一点，不愿意再见她，只发了一封电邮，大意是：最后的选择都已经做了，就这样吧，并对以前的种种说了“谢谢”和“对不起”。总共不过两行字。
哭也哭过了，分手也说了，Esther开始想当然地幻想，有时候她把那些决绝的话当成是Han在如今这种境况下做出的善意姿态——他不想再拖累她了。有时候，又把这些答复都归咎于他的精神状态，等有一天他好了，便会像从失忆中恢复过来的人那样，一时间醍醐灌顶，想起从前那些美好的事情，包括舞蹈，也包括她。
与此同时，她也为自己叫屈。一直以来，她总是和美丽、幸运、才华、荣耀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她为了这个人放下了全部的骄傲，每周开三个钟头的车去一所精神科医院只为了见他一面。她身边所有的人都希望她能痛快地结束这段关系，她的父母、朋友，甚至也包括Han和她自己。但她却没办法做个干净的了断，也不能相信一切能够这样轻巧地结束。
她妈妈费了许多口舌劝她，爸爸对她喊叫：“你应该放下那个人了！”
她便也喊叫着回答，突然记起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大道理，“他只是病了！如果他摔断了腿，瘸了，或是瘫了，如果他得了癌症，我是不是也应该坐视不管？！”
一时间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十三四岁时的逆反期，热衷于跟父母对着干，把写着“I thought what I'd do was, I'd pretend I was one of those deaf-mutes”的笑脸logo贴在卧室墙壁上（典故出自《麦田里的守望者》，意为“我认为自己应当伪装成一个聋子、瞎子和哑巴”）。那是种很奇妙的感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懂得，只有那些能让你痛到极致的东西，才能带来极致的快乐。
Esther还记得那个下雨的冬日，她去求Han的主治医生，甚至企图贿赂护士和警卫，终于在医生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找到他。
她拿出一种殉道者般的态度对他说：“你没有退路，我也没有退路，没人可以这样放弃自己！”
